中红网北京2011年4月19日电（李锦华）2011年1月14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弘扬延安精神征文总结表彰会，我受邀出席，会上，张占海同志介绍了征文情况：共收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投稿350余篇，投稿十分踊跃。有老红军、老八路，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有90多岁的老人，也有青年学生，足见弘扬延安精神，受到普遍的关注。征文评出了特等奖13人，一等奖30人，二等奖50人，三等奖100人。

    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苏希胜将军在会上做了总结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征文活动的成绩，强调弘扬延安精神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次评出的13个特等奖，全是在延安战斗和生活过的老同志，其中90岁以上的有6名，年龄最大的是94岁的原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汉章。85岁以上的有6名，而我是获特等奖中年龄最小的，今年也已80岁。

    胡锦涛主席对延安精神做了最精辟的论述和评价，他说“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我是1944年参加革命，1947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前后共四个年头。四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延安精神感受很深，它激励我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地奋斗了一生，令我永生难忘。

2011年春节前夕，李锦华看望部队老首长张纪之（右）。（中红网江山摄）

    延安精神让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1、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走向胜利的伟大时代。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延安七大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剥削，受压迫，受屈辱的苦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真正地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社会风气明显改变。国力、军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不能迅速取得胜利。

    近些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歪曲党的历史，贬损党的领袖人物，诋毁党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心中，造成了思想混乱。试想，如果党的历史被严重歪曲，党的领袖人物被肆意丑化，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将失去了历史的依据，当前中国的一切成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所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2、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克服一切困难。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毛主席说最大的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我们曾经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艰难地步。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的手段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太大了。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党政军民组织起来，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毛主席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无敌于天下。”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和广大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边区军队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创举，对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李锦华近影。（中红网江山摄）

    歌唱南泥湾就是对当年大生产运动真实的写照和颂扬，王震率359旅，把曾经是荒山野岭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我在延安期间，在军委三局总台工作，从总台台长到每个工作人员，除完成本职工作，都参加生产劳动。有的种菜、种粮，有的去山上打柴烧炭，有的纺线。我当时年纪小，就参加纺线劳动，自己有一台纺线车，有任务指标，有质量要求。纺出的线按质量分为一、二、三等。超额完成任务还有奖励。我曾得到过一个棉被套的奖励。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精神还体现在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当时的中央军委三局担负着保障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领导指挥全党、全军和各个解放区的通信联络工作。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分割环境下，通信联络主要靠无线电通信，当时通信设备和器材奇缺，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按规定发放，而且进行严密的封锁，要想得到点通信器材实在是太困难了。三局在王诤局长的领导下，想尽各种办法，包括周恩来副主席以合法的身份突破由国民党军警设置的封锁检查，不止一次地悄悄运来了电讯器材，三局利用当地的木材、牛角及缴获的飞机残骸制作通信器材。如刘善本起义带来的飞机，及时将有用的通信器材拆除，飞机被炸毁后，又将铝材用做机壳。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创办了三局通信材料厂，上海交大毕业的孙俊人同志当时担任厂长，组织生产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无线电电台，供应给各根据地野战部队，保证了党中央命令顺利下达，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孙俊人同志还担任教员，培养出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三局从王诤局长到每个工作人员都尊敬地称他为老师。

    1947年3月25日，三局王诤局长找黎东汉同志谈话说，由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组成的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前委决定成立通信联络大队，代号为一大队，由你担任大队长。接着王局长领着黎东汉向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报到，周副主席拍着黎东汉的肩膀说“欢迎你呀，黎大队长，这次中央留在陕北转战，电台是毛主席指挥全国全军的唯一工具，一定要确保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指挥畅通无阻。”黎东汉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转告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做到畅通无阻。”周副主席还亲自找黎东汉商量后决定3个大队（2大队做情报工作，4大队是新华社）和支队机关所需通信器材统一由1大队负责。

    三个大队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几十部电台的运作，需要大量的通信器材保障，而当时的陕北处在及其艰难恶劣的环境中，物资奇缺，尤其是通信器材。电台发报机的电源只能用手摇发电，而手摇发电是一项重体力工作，一个电台需要八个摇机员轮流值班。我们联络东北野战军的一队电台只有两名摇机员，无奈报务员除收发电报外，还得参与摇机员的工作。后来黎东汉大队长申请调来了30名摇机员，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保证电台收信机信号稳定，需用干电池供电，机务员怀福田修好了10多部矿灯电瓶，自制蒸馏锅烧制蒸馏水，配制电解液，作为A电（供电子管灯丝用电），每个电台配两块电池，大家十分珍惜这些电池，行军时，由报务员手提着。B电（电子管屏极用）也很困难，没有现成的，就千方百计筹措了150节干电池，焊接成五块B电池，分发给电台。一次4大队的B电池被雨淋湿了，无法工作，黎东汉毫不犹豫地将一大队唯一一块备用B电池送给了4大队。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保证了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全军取得了伟大胜利。

    黎东汉同志是一位老红军，是通信兵的全国劳动模范，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师职干部中少有的授少将军衔的顶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