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够和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

    “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缝隙，就照亮整个原野。”当时，就是靠简陋的组装电台使南下红军见到了党中央的真理之光。“南下以后行动和工作的中心是巩固部队”，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徐向前等广大一、四方面军的心和党中央是息息相通的。南下战役开始后，刘伯承针对川西南的地形特点，为部队打好隘路战斗提出了19条计策，尤其是让部队把随地可以找到的麦秸、稻草掺上牛粪点燃做烟幕，为晴天掩护部队运动减少伤，起了很大作用。战役进行中，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及时调整部署；朱德更是积极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同指战员一起总结战斗经验，表扬模范战例，指明失策之处，具体指导部队提高战术水平。他们的活动，有力地稳定了部队思想和士气。在四川省委工作的每个同志，正是以他们为榜样，把为巩固和壮大红军而苦熬苦干看作是自己崇高的职责。这时大家对于唯一能够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无线电台，都极为关心并大力给予支持。部队打下的国民党飞机，落在芦山与雅安之间的飞仙关一带，电台负责人王子刚同志立即赶去拆卸飞机上的通讯器材，用来装备自己。这时的电台，不仅有许多部用于作战侦察和指挥作战，还有几部是专收国内外新闻的，并且有了一架崭新的大的收音机，徐向前同志也去听过。被张国焘关押在保卫局的廖承志、罗世文、朱光、徐一新同志，由于朱总司令的关怀已有一定自由，担负了抄收新闻的工作。他们都懂外语，水平最高的是廖承志，日、英、德、法语言都精通。所以油印的《红色战场》杂志上不仅刊登陕北“红色中华社”报道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的胜利消息，还刊登他们编辑的评述：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关于“陕北红军的发展有莫大势力”、“延安被共军围困五日”、“毛泽东、彭德怀二部仍盘踞于瓦窑堡”等惊骇叫喊中，透露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行踪。对于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火车站和北平的丰台火车站等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封锁的消息，都是廖承志他们从莫斯科、伯力广播的英语新闻中，东京广播的日语新闻中，西贡的法语、德语新闻中抄收翻译出来的。这些消息的传播，给部队进行政治时事教育，提供了生动材料，使张国的愚民政策受到有力的冲击。凡是电台乃至白区报纸上的国内外新闻，在省委机关干部中仍是“不翼而飞”的。大家听得多了，眼界开阔了，对于北国山河遭受日军的蹂躏，北方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自然就产生强烈的共鸣，并进而想到自己的责任，更愿听从党中央的召唤。

    首先引起深刻反响的，是党中央提出并阐明“抗日反蒋”方针的两个宣言。一个是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的宣言；一个是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署名的《抗日救国宣言》。许多同志在想，党中央已把“抗日”摆在了“反蒋”的前面，指出这是“全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还批驳了“先反蒋后抗日”口号的错误，真是一个重大变化。四方面军长征以来，沿途留下了许多写的、石刻的抗日救国标语：“消灭阻止红军抗日的国民党军阀”“红军决死消灭刘湘，为的是不亡四川，不愿咱们弟兄当亡国奴”“蒋介石把中国出卖了一大半，要不当亡国奴，只有打蒋介石！”等等。现在的战斗口号明确改为“抗日反蒋”，显然是随着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形成和发展在战略方针上作出的调整。大家心领神会，促使张国焘一改阻挠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同意了组织显示统战精神的“抗日救国军”，并设立抗日救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