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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进化，砥砺激荡，艰难奋进，澎湃数千万年。经历代奋斗，先祖们传承结晶下来的东西无非是物质和思想两个方面。物质方面，在今天看来，人类的造物能力似乎很强大，无所不能，其实，与自然界是无法相比的。如尖端科技的火箭飞船难以挑战高天雷电，所谓的摩天大厦不能与山峰比肩。然而，人类的思想文明在万物丛林中则是出类拔萃的。浩瀚的全部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一部人类不断有新想法的历史，是一部人民群众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史。一群伟大智者的思想更是尤为突出，人类文明光芒四射，发光源就在于此。

    思想篇                      
 
    01  思想——人兽之分野
 
    大千世界，物种鼎盛，数不胜数。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生物，其他生物也只有极少数具有感性思维能力，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高结晶即是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众多物种，单论体量、肢体技能或寿命、繁殖能力，人类都不能称冠，但只是因为拥有了思想智慧，人类便跃居生物链的最高端，成为万物之灵长和当今这个星球的霸主。
    芸芸众生中有一些勤于思考、善于思索的“高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总比别人深一些，被社会大众公认为是思想家。他们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冷静、谨慎、客观的人生态度，探索和认识神秘莫测的宇宙万物，独慧的目光投向自己设计的未来世界。他们大彻大悟，大智若愚，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纷呈的思辨杰作，为人类绘制了一幅幅通向未来的航向图。他们的智慧如阳光，在横向上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人类的思维趋向；在纵向上照耀着一个时代，甚至上千年的前行道路，有言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们给予大众比黄金和宝石更加珍贵的信心，由此升腾在民众心中的希望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给人类社会照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思想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尽管民族、国别或政治信念不同，人类的终极思想则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基本的人性是相同的，最基本的价值也是共同的。思想是人类心灵的沟通，一部思想史，就是一部人类群体心灵史，人人都有“天地有大美”令心灵震撼的那一刹那。
 
    02  思想真奇妙
 
    思想，新奇而玄妙，可远可近，可大可小。大的无限大，至大无外；小的无限小，至细无内。
    思想智慧是人类特有的法宝。智助人力，智启人慧。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大树，脱了鞋子，光脚则可以攀登至树顶；绝壁高山，脚走不通的路，用脑袋则能撞得开。这就是思想的能量和魅力。
    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是有思想，会思索、精思维成就了人类文明的千载延续。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冯梦龙形象地比喻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生为人，可以不奢谈经天纬地的远大理想，甘心做一介平常、普通、闲淡的草民百姓，但一个人不能活得没有想法，想法就是人生的希望。
    思想，至刚至柔。它是柔水，可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每个人，润物细无声；它是利剑，可以掀起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电闪雷鸣，山崩海啸。
    思想是无穷的，它如黄金箔片，延展性能特别强。如以柔克刚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举世闻名的太极拳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产物，建筑师比喻中国传统木结构抗震防震方法是“建筑版太极拳”。思想的力量可以发生核聚变，可以“四两拨千斤”，成为撬动地球的支点。
    思想在本质上是精神领域的活动，开心智，明慧根，具体而飘渺。当某一种思想浸入人的心灵，都可以崇尚成为信仰，神圣成为宗教。
    思想虽然是模糊的混沌理论，但只要先有了明确的规则，模糊起来就能指导清晰的行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呼吁“克己复礼”，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曾号召“光复中华”，今天的我们又高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不同时代的“复”字里包含着怎样的底蕴，又怎样清晰地指导行动呢？
    对做任何事而言，最大的限制永远是人们的思想。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就怕不敢去想。“皇帝的新衣”是思想智慧编织的非物质时装。有了想法就是进步，当想法确定下来以后，实践的脚步随之跟上，剩下的问题最多是艰难前行。人类文明发展史是在不断的思想“试错”中前进的，从认知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知，通过不断的更新认知，去伪存真，推动着思想上的解放和进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有志者应当树立高远的理想，埋头拉车前行时不忘仰望思想星空，随时抬头看路，具有昂首天外的大脑。

    03  思想之永恒
 
    当一种思想成为文化，融入进人类文明，它就变成了永恒。中国思想文化，是贯穿历代或隔代仍在传承的民族精神气脉，是流行于万民大众坊间的风俗乡习，根深蒂固，生生不息。
    人类发挥自身的各种力量改造世界，但在时间面前显得都短命、苍白，唯有思想可以比较长久地统治世界。历史证明，依靠一种军事力量治理社会，可管50年，也即一代人的时间，往往是打江山的那拨人走后便人亡政息；依靠一种政治体制治理社会，可管100年，这是两代政治人的平均自然寿命；依靠一种经济体制治理社会，可管500年，这是两个朝代平均寿限的社会发展规律；但当一种思想形成文化，对社会的治理效果则是长期的，是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说：“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数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圣西门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活得很有想法的群体，他们成为国家历史、社会进步的一部分。

    04  思想需要理性思维的发酵和长时间的积累提纯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思考、善于求索的民族，思想博大深邃。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伟大的思想家灿若群星，儒教、道教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还有许多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丰富着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华思想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同样滋润了世界其他民族。
    中国先贤们的思想令人赞叹，今人读古人贤哲语录，有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心灵震撼，激发无限灵感。如老子的世界起源原始猜想和对事物之间相对关系的揭示，孔孟的理想社会蓝图和中庸之道，孙子的慎战和不战而屈人之兵智慧，庄子的道家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墨子的“兼爱、非攻”和平主义思想与逻辑学，荀子的先秦唯物主义哲学，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公孙龙、邹衍的智力游戏诡辩论，朱熹的理学思想，王阳明的“天人合一”哲学，王夫子的唯物论，魏源的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等等。思想大师的许多思想演化成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渗入到社会各阶层的血液和毛细管里；他们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化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积久成习，有的成为我们生命价值的核心。
    当然我们还应横向地看到，中华民族除孔子、庄子等大思想家外，没有像犹太民族那样接连出现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胡塞尔等世界公认的思想大家。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官场政治严重摧残思想自由是其重要原因，中国思想史上在多个历史时期出现严重断层、空洞和崩塌。思想创造上缺乏系统完整和持续专注，其实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最大浪费。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和改革，都源自思想解放。倘若没有让思想冲破樊笼，没有大胆探索的理论勇气，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也决不会产生。人类有一种天然惰性，往往是在进入“守成”阶段后，思想和理论创新就会失去动力，甚至会人为地限制这种创新。历史证明，任何新时代的开辟，都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必须用新的理论和实践，去开创崭新的事业。
    思想的高度，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朝代的兴盛长度。国家大战略来自于思想的顶层设计，来自于面向大目标的基本构想。国家的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的竞争上。
    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曾一度领先世界民族之林。今日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已经领先全球，经济贸易创造了巨大的顺差，但在思想文化上的“贸易”却是逆差大国。当代世界的思想话语权，中国能够占位的地方不多。思想需要时间去沉淀积累，耽误不得，中华儿女应奋起直追。
 
    思想家篇                       
 
    05  思想家之标准
 
    什么是思想家，标准如何？众说纷纭。
    在欧洲，思想家指的是怀有根据某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实践意向的人物，其中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是思想家最主要的界定标准。人类生活在现实的政治社会中，政治思想上的思考与人类生存、命运、前途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政治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政策、军事战略、法律制度等具体问题，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法律思想、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思想的一部分。所有思想家，一定与政治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他所思考的问题都涉及到人类政治中所要面对的基础理论。物理学家虽然说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但物理学家所思考的问题与现实政治问题相隔甚远，所以一般不称物理学家为思想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文学家一般也很难归类思想家行列，文学创作靠感性思维，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唯有那些著有关于理性思维作品的文学家才能称作思想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首开用文学方法写历史的先例，其代表作《史记》是文学著作还是历史文献呢？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缺乏作为大思想家必备条件的理性思维。鲁迅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用文学手法来论述思想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物，开创中国“骂派文学”，有人即认为他虽然是很有思想的文学家，但称为思想家有些勉强。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是小说而不是思想著作，其杂文是随想而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很难把鲁迅的杂文分辨算作是“文学作品”还是“政论文章”，也很难说出鲁迅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他的思想言论立足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骂文”偏激，对构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却没有系统论述，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认同，对于世界潮流来说谈不上有什么影响。
    有侧重政治实践的学者提出，思想家标准应首先打破中国传统的评价常规，去除纯学术的思想梦。思想家的标准应有三个：一是有重要的原创理论，并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这是评价思想家入围的最低门槛。思想家主要依靠原创来支撑门户，解决问题。二是有以原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系统理论，这是评价大思想家的基本要求。如思想火花虽然属于原创，但只有形成系统理论，才能形成燎原之势。三是其思想具有实践意义的实用标准，这是大思想家区别于空想家的根本标准。有的思想尽管是原创或比较有系统，但如果不实用，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空想，那么，此人的思想家地位就应大打折扣。思想家是哲学家，但哲学家并不一定是思想家。哲学家可以空谈理论，思想家必须考虑社会现实问题，不能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在虚学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思想家。因此，必须同时具有原创、系统理论和实用学说，才能称之为大思想家。否则，思想家的桂冠就会贬值为稻草人头顶上的“破草帽”。
    根据以上标准，当代有学者提出，20世纪的中国，只有为中国指出过现实前途的孙中山具备以上三个标准，他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有过深刻的思考，可行性虽然并不十全十美，未建全功，但他从理论上阐明和规划了立国的蓝图，志向宏大，并付诸实践，而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都不具备实践的标准，书生气过多。
    还有学者这样认为，思想家的标准是否总体上可以这样概括：一是建立有自己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如孔子的儒教，这类思想家需要有超人的胆识和预见力；二是颠覆和打破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至少要把原来的那个思想理论体系戳了一个大窟窿，如鲁迅的反儒教“吃人”，马克思颠覆资本主义，这类思想家需要胆魄过人；三是以身体力行的行动体现自己的思想成果，思想体系尽管不完整系统，但他们以剑代笔，坚持社会实践第一，把自己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渲染放大，付诸应用。如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搞改革开放。这类思想家同时需要有政治家的手段，思想成果直接表现为社会实践价值。总之，思想家应是对整个时代有引导意义，或对某门学科有引导意义的人，他们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掀起了群体思想风暴，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某个领域甚至全方位地产生了广泛的深刻影响，引发思想解放乃至社会变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若按这个标准去较真地衡量，真正够格的思想家非常有限，寥若晨星。历史上有些名气很大的人物，貌似思想家，其实是政治家、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者，或某个方面的专家、解释家。

    06  思想者居多，成“家”者稀罕
 
    通览古今中外风流人物，其思想深刻并久远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思想家又有几位？
    火烛灯光中，寂静夜空下，许多人都曾有思想火花的绽放，但成“星”者微乎其微。人们头脑中的那一闪念，绝大多数如窗外流星划破长空，瞬间消逝在天际；仅有极少数人的思想能闪亮登场，如恒星高挂在人类文明的上空。清末思想家梁启超曾说，现代社会的进步无非是技术的进步，而非社会思想的进步。说明新思想产生之艰难，犹如蚌怀其沙成珠，备历辛苦后并不一定能修成正果，成“家”又何其难。何况有想法并不等于有思想，有思想还不等于有智慧，智慧是伟大思想的超越。
    思想家应在独立中思想，在广纳天下思想中合群。思想家在思考问题时必须坚守一种独立自由、探察真相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能够超越一己之私与集团之私，抱持一种关注国家前途与人类命运的大情怀。思想家之“家”非自我、家庭之小家，是超越自我的国之大“家”，人类之大“家”，天下之大“家”。天下为公，凡在其言论中常常标榜有“我”字，并以此划分楚河汉界的思想者很难成“家”。
    思想家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现代医学证明，人的思维分为感性和理性两部分，感性思维是“爱”、“恨”、“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是“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有“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男女大脑结构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古今中外思想大师中未见女性的生物学原因。
    语言是人类的基本功能，但说话很容易，思想很难。一般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学会如何说流畅表意的话，但无法很快地学会“思想”。思想者需要综合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系统判断能力。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前赴后继的挖空心思。
 
    07   思想家是分层次的
 
    潜心静读一部中国思想史，可数出数百位能够称得上是思想家的人物。仔细品味中，又可琢磨出这些思想家是分层次的。
    呈宝塔状的中国思想家群体，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塔基部分，从国家图书馆目前所存多部有关思想史的专著中检阅，并征求北京多所高校、科研单位部分学者专家的意见，耳熟能详数得出姓名的约有近300人，这是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最大方阵。如果强意数落到300位以上，末尾的那些人物则就显得是勉强入围，有“注水”感觉，牵累了中国思想家群体的整体形象，还是不要为好；第二层约有100人；第三层约有40人；第四层塔尖部分，真正能称的上思想大家的仅有20余人。本书认为，3000多年前的姜尚（子牙）和现代的毛泽东，是高托在中华智圣之塔顶端的两颗耀眼夺目的宝珠，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方阵群山之上的两座巅峰之神。
    从全部思想家的阵容看，大致可归类为学者大家、名僧道长、政要官吏。在这三大类中，又可各自分出不同的层次。儒、道、佛家在思想家阵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08  思想家是集大众思想之大成者
 
    思想家具有理性、宽容、博大的胸怀。思想家的思想，融合于社会，体现出普世价值，因此其所思所想体现的是民众的思想，体现着民众的意志。由此看出，某种思想好像是来自于一人，其实是来自于大众。由此也即见，思想家的思想是人类大智慧的结晶。
    每个人都是别无选择地生来作为“人”的种属，必然要将个体汇流于人类群体中。那么，天下兴亡，人人有责。人类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思想，影响着整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就在这芸芸众生中，会出现一些思想自觉者，他们先知先觉，集所在时代的优秀思想于大成，一小群人的想法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想法，其中某个人成为代表某一个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口吐珠玑，思维活跃，胸怀锦囊，思想超前，以致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视他们为怪人，甚至是精神障碍者或精神病重患者，其言语是奇谈怪论。这些思想者，是他所处的那个地域、国度的大众代言人，他的思想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作为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最终影响和指导着社会实践，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特定时代的福音。
    思想家都是有着特殊历史感觉的人，是能准确把握未来的人。他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从中找出规律。西方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思想家必须熟知历史，明晰朝代兴衰，指点历史人物如数家珍；他们真正有远见卓识，志向远大，并脚踏实地去践行，唐代名僧玄奘形象地比喻说：“想千载如目击，览万里若躬游。”他们的历史纵深思维和说干就干、纵身跳进历史大潮的胆量都是超一流的。
 
    09  思想家有着为真理而献身的高贵品格
 
    思想先行者的足迹总是充满艰辛，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从国家利益、社会民生、人文关怀角度出发，独立思考，大胆直言，阻止苦难，缓解剧痛。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有奇异的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不写遵命文章，不做政客的吹鼓手；他们对于生命、人生智慧有着大悟性，不悲观厌世，不愤世嫉俗，不作悲痛欲绝状，不写无病呻吟之文章；他们不会故弄玄虚，招摇过市；他们面对铺天盖地的非议和批判，敢于单枪匹马地坚持真理，为捍卫真理而至死不渝。任何名利、困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打断思想家的思考。思想家超越自己的边界做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但他们既入江湖，就不怕湿了鞋，不惧火烧、刀剐、枪毙，因为他们有思想在，有主义在，笑傲江湖，披靡沙场。他们走上社会舞台中央的另一个代价，就是众人对他的议论也更多，其中也不乏由于不知内情的误会甚至有恶意的中伤。他们活出了一个生命态度，活出了人类生命里的一段华章。
    每个时代都有物质的丰富，选择的多样化，道德的下滑，传统观念的丢失等等，乘虚而入人们的精神空白。这对思想建设来说，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家，曾经创造了思想经典的辉煌，珍贵之处在于他们学养丰厚、精神饱满、意志昂扬，饱含充分的民族自信心，融合、重组而造就出一片片新的辉煌，完成时代所需要并赐予的精神升华。现代人应当以一代代大师为楷模，只有做到精神上的昂扬崛起，才能有高屋建瓴的大气派，思想才能彰显大气。
    恩格斯在晚年时曾有人问他：“你一生花费精力最大、耗费时间最多而与之斗争的是什么？”恩格斯毫不犹豫地回答：“庸俗。”中国诞生历代思想大家的时代又何曾不是“庸俗”充斥。社会严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文化素养欠缺，反映在思想上的正是“庸俗”。思想者要与之作斗争，站在“广大群众”的对立面，“与人奋斗”的任务何等艰巨。
    思想家是用一种布道者的心情来传播思想对于美的感动，思想之美对于思想家就是一种信仰，他们可以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思想家穿行在人群的高山密林里，他们从人类的心灵深处走出，攀缘上了有着无限风光的险峰，登顶众人难以企及的山巅高度，这里是他们一生向上的精神高峰。还有一层是绝大多数人无法体会到的人生大快乐——他们看到了大山背后的另外一片风景。那个美呀！美不可言，美不胜收。

    思想史篇                      
 
    10  中国思想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繁荣
 
    自原始人类出现在九州大地上的那时起，中国人就没有停止过对天地、对人生的思考。宏观统览本书所收录的自商周时代姜尚开始至今的3100余年中国思想文明史，可见诞生思想家的概率是平均每10年1位。同时我们也看到，思想家又是丛生的，有的时代多，有的时代少，有的时代空白。数点思想发展史上的风流人物，2500年前左右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我们面前凸显，那是中国思想家密集生长的坚城重镇。这一时期，成为中国人迄今为止最为活跃的思想大爆发期，凡是在当时物质条件下可能想到的问题，几乎都被认真地讨论过几遍。到处开办思想沙龙，遍地英雄讲座，老子、孔子、庄子、惠施、公孙龙、邹衍、墨子、杨朱、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争先恐后地涌现。百家争鸣中，思想繁荣，思想家阵容壮观，至今没有哪个时代能够超越。这一时期留下的思想文化实在是太博大了，因而数千年来很少有人敢去挑战这些“中国思想权威”。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在当时的世界已经名列前茅，在现代人看来仍然处处透出诱人的古朴真理。自秦汉之后，思想一度曾被看作是“杀身之祸”，中国的思想家阵容渐渐没落，剩下一群追求华丽辞藻的文人和一些不入流的思考者，也偶尔有那么几个勉强称得上思想家或思想者的人匆匆从历史深处走过，中国思想界在皇权时代进入冰川时期，很难再见复苏的模样。以至于现在我们能拿得出手的，还是两千多年前那些陈货。2010年世界图书奖，中国拿去参展并获奖的竟然是两千多年前问世的《诗经》，作为中国人不能不为之汗颜。
    有学者分析说，思想家的产生与一个国度的生产力、生存环境和地缘战略有着密切关系。最早生存于平原地区的华夏文明，选择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农耕，低下的生产力需要劳动力补充，人口与土地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互相依赖，在有限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种下了无数类似“植物人”的人。如此一个拥挤的农耕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而是纪律与秩序。儒教随之诞生，并成为治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思想家的所谓“治世”，其实并不是西方人或现代中国人渴望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是强调社会成员严守本分，恪尽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安定，建设一个君王节用、爱民，百姓安贫、乐道，民风淳朴，上下尊卑秩序井然的社会，以割除个体的权利观念和致富欲望来牺牲政治制度和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实现在既有物质水平上的社会稳定。通过这种“精神自阉术”，儒教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负反馈的自动控制的超稳态系统。于是，原来不失合理成分的儒家学说便越来越走火入魔，最后堕入宋明理学那种彻底反人性的魔障。僵死的教条指挥着无大脑的信徒，信徒们因为没有大脑，就只能靠死人大脑讨生活。这种设计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使得中国有过一代又一代的博学鸿儒，却很难产生上得了世界台面的思想大家。

    11  中华思想文明之光照耀世界
 
    中华思想文明作为一种主要文明，曾经居于世界思想文明的高端。在研究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西学东渐”，同时也看到了中华思想文明对西方的重要影响。沧海横流中，中华思想文明与世界思想文明交光互影，各民族、各国的思想文明在接触中交流，在冲突中融合，在变化中发展，构成了世界思想文明史的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源头，学界多认为可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自伏羲画卦以来，通过夏商汇万川而成巨流，始成于商周时代。本书考量“智圣”的前端点即从商周顺延：姜子牙把竿“垂钓”列国，英名领先众贤群圣；周公旦备万法于一身，开周朝思想文化先河；孔子集当时各种思想文化之大成，与老子一起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奠定了万年基调。至春秋战国，由齐鲁、荆楚、吴越、秦晋、燕赵等地域思想文化交汇而成的综合体，汇总诸子百家，中国古代先贤们创造出了一个比较完整、成熟的思想文明体系，博大如海。这时的对外思想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再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唐代，中外交流已经比较频繁。如当时的长安（今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思想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和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等都曾在唐朝任职，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僧人、艺术家、商贾络绎不绝。
    先是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思想文明的传播产生了巨大推进作用，还有火药、指南针、瓷器、漆器等等，都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思想文化的外传在宋、元之前显然不如物产和技术那么光显明亮。到了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方近代思想文明进入中国，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地介绍到西方的新时代。传教士所付出的努力，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一些专攻中国学的汉学家在英、法、德、意等国率先出现，他们将中国的典籍、碑刻、历史等介绍给世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的。17世纪，正急切呼唤理性时代的欧洲，一接触到中国文化，便被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所吸引，叹为观止。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专家学者，深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从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性精髓。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产业革命完成之前，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十分深广，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力图从中汲取营养。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智慧，影响着西方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对世界的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度等，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吸取了精华。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对西方现代化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机会均等”的科举制度，使西方人心悦诚服，并希望本国政府能仿效实行。中国传统思想把自然界看成是和谐的整体，追求天、地、人、物、我关系的普遍和谐，努力争取社会的有序与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真善，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尊与共存。中国传统思想虽然也讲对立和斗争，但更重视“中和”、“和合”。这种思想对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外国人，倾慕于中国思想家所倡导的这种社会关系、伦理道德和个人修养，他们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求方略，汲取养料，以期构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从而推动本国社会文明的发展。
    一些外国人不辞劳苦，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融入民间社会，他们深受中国思想文化的直接熏陶。著名的如：在元朝担任官职长达17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来到中国；在明代生活长达28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到中国。他们都熟读四书五经，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日趋了解，深感敬佩。他们在通信和翻译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广为宣传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字里行间无不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钦慕之情。
    一大批反映中华思想文明的外文书籍相继问世。1298年，威尼斯出版《马可•波罗行记》；1589年，法兰克福出版《强大中华王国新志》；1663年，奥士堡出版《中华经典铨译》；1672年，米勒著《中国的刻碑》出版；1678年，基尔谢著《中国历史》出版；1697年，莱比尼著《中国新志》出版； 1711年，卫方济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命名为《中国六大经典》，并译成法文在比利时出版；殷铎泽将《大学》、《中庸》、《论语》，金尼阁将《诗》、《书》、《礼》、《易》、《春秋》等译成拉丁文出版；1870年，史彼尔著《中国与美国》出版。还有穆勒的《1685年之中国范本》，爱默生的《中国儒学》，莱布尼茨的《中国文化》，柏应理的《中国哲人孔子》、《中国年表》、《汉语初步》、《中国辞汇》，哈尔特的《中华帝国全志》，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宋君荣的《书经》、《大唐史纲》，钱德明的《乾隆御制盛京赋》、《中国兵法考》，戴倍洛的《东方文库》，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鞑靼战记》，金民阁的《中国历史编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还有传教士合写的关于中国思想、理论学术、历史地理、工艺美术、人文风俗等方面的《中国论丛》等。这些著作在西方的广为传播，反映了西方人急于了解中国的渴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崇敬。这些书至今仍保存在柏林、伦敦、巴黎、莫斯科等国立图书馆中。
    有许多中国学者、僧人也出国讲学传经，宣讲中华思想文明。仅如明末清初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传播独具中国特色的禅文化，深刻影响了日本江户文明，进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实质精神——武士道大和魂，开启了明治维新时代。在当代之日本，传统文化与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仍然结合紧密。有“企业之王”、“金融之王”之称的株式会社企业组织方式的创始人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学说，也称为“论语加算盘”理论。
    1720年，元朝杂剧《赵氏孤儿》被译成法文在法国面世。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将译本改为五幕剧，公演后轰动巴黎。这是中国最早流传到欧洲的剧本，后又被转译成英文、德文、俄文。当时的西方思想家以中国的名著来讥讽欧洲的时弊，用这些颇具思想影响力的作品，启迪西方人。伏尔泰当时主张要“全盘中化”，这既说明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已经崇拜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也说明中国思想文明中那深刻的内涵对西方人深深的吸引力。
    俄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多处记述了研读老子、孔子、墨子的情况，他致信好友说：“我在读孔子的著作，这已是第二天了。真难想象，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我正沉湎于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裨益。”“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缘故。”“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托尔斯泰编选和翻译了《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他亲自撰写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在所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中，他引用了大量的老子、孔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名言，以及中国的谚语和格言。从1884年开始后的近20年间，托尔斯泰共撰写和编辑了近10种有关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和论文。托尔斯泰在俄国有着很高的声望，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中国圣贤思想在俄国的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瑞士思想家荣格在研读了中国思想家的典籍后，激情满怀地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他引用老子的话来结束他的自传。美国心理学史家加德纳•墨菲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包容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和独特的心理学体系，世界第一个心理学故乡在中国。”还有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以及他所提出的超越性心理学，都渗透着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灵性的思想。当代“原型心理学”的主要发展者黑尔曼，十分感慨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他说：“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全球化的战略意识形态。跨文化的相遇日益频繁，频繁接触中的文化认同和互动日益加强，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地区还能游离于世界整体之外。中国有着先进而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在思想文化交流方面也应该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我们追踪既往思想史，目的在于再现中国先贤们的智慧，唤起遗址废墟上酣睡的思想文化生灵，实实在在的把握未来，促进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打破西方某些话语述论的垄断地位，以启迪今天的人们思考人类存在、人类交往中的异向理解问题。

    12  开明开放的中国广纳世界思想文明
 
    中华思想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中国思想文化的品格也如此。有容乃大，包容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儒、释、道三家并存共用；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样化等。唐太宗设立的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明代的郑和下西洋，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张骞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思想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兴趣，这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地理学、医学、生物学、数学、历算、火器、水利、建筑等。
    人类的思想文明是多样性的，多样性的思想文明是不断演进和交融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与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思想的碰撞和融合，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自始至终具有不断变易、与时俱进的品格，具有自我更新、异质同化的本能。
    中华思想文明绵延五千年，前后经历了至少5次大的交汇融合，历史文献中至今保存着与异域思想文化和心灵交际纠结在一起的丰富记录。先有诸子百家争鸣而内部交融，中有本土文化与外来佛学内外交融，后又经儒释道合成之禅文化、与理学及心学等内部相互交融，一直到现代东渐之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相辉映，并与新经济时代西方科学文明及商业文明内外融合，最终促成今天以及未来百年间的中国思想文化新的复兴和光大。
    中国思想文化对外来思想的融合，最突出的表现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中国都得以传播。
    佛教于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传入我国内地。东汉初期，汉明帝曾经派人去印度求法。东汉末年以后，我国西域和印度的佛学大师纷纷来内地弘教，西行求法的国内高僧也层出不穷，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国扎了根，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后世中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既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也为中国文化的巨流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只有今生此世的观念，佛教则带来了三世之说，扩大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空”、“境界”的观念，“世界观”、“因果报应”的理念，都与佛教有关。特别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后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后，先是与道家思想合流，而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原来的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回应。佛道的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此外，玄学与佛学也在论争中相互融合并取得独立发展。儒佛这两个学派相遇时，在思想理论方面由于互有异同及交涉点，必然产生相互碰撞、冲突与斗争，同时也造成了两者相互调和、融汇与合一。从韩愈排佛、柳宗元融佛到李翱援禅入儒，即可窥见唐时儒释道三家争论与融合的大致情形。他们各自都为儒学的复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富有大智慧的是六祖慧能，他的思路是把中国化的佛教变成禅宗，而不是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的佛教。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引领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变革和突破，真正完成了中印思想文化的交融，使佛教彻底简易化、完全中国化，形成了具有无穷活力的禅文化系统，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影响极其深刻的思想大解放。禅超越了原有的佛教，援佛入儒，以儒融佛，汇合了以儒释道三家为主的文化精神，进而形成了气势恢弘、包罗万象的中国特有的禅文化体系，禅宗成了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富有意义的思想。自隋唐以后，佛教多以禅宗为主，佛教、宋明理学、中国思想文化与禅宗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从两汉儒术独尊，到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并存，是一次大的转换。唐朝初期，实行三教并重政策，确立了三教共存的局面。宋元之前，佛教的汉化和宋明理学的发展是借“他山之石”以促成新思维之绽放的最佳例证。朱熹和王阳明之重新阐释“吾儒”，正是由于有了佛教释氏之“他异”的对照。近代西学东渐后，新旧思潮无一不以“他山之石”为衬托，思想主张多以西方为参照系。但是，外来文化只有入乡随俗，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特点与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相互结合，才能最终得以实现立足本土。现代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胜利，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思想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是文化生生不息、与时偕进的命脉所在。历代国家中枢及思想家对于各次思想大变动都有一个适应和认识的过程，内部发生过多次大的辩论，各朝各代实行过不同的文化政策，进行过调整思想信仰的各种试验。思想的解放和碰撞，必然会有异质及对立面的涉入和融通，但这也辩证地意味着新生和出路。如禅文化是中印思想精华的结晶，两大民族的精蕴共同演变成了中国的禅文化。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质在禅，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先贤心髓的结晶。从思想文化整体上来说，禅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智慧体系，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统览中国历次思想大解放的轨迹，我们看到：文明需要双向交流，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唯有开明、开放才能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拿出新的更高水平的思想理论来同外来思想文明对话。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大都是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年代。思想的解放和创新，唯有开明开放，新的本土思维才能迎春绽开；唯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新的思想文明才能云蒸霞蔚，承担起引领世界的责任。

    13  20世纪中国有没有思想家？
 
    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整个20世纪里没有出现思想家。19世纪出现了一批思想者，“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大批各个领域里的先驱，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但学术界至今对他们的认识还不足。20世纪40年代，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形势紧张，政治环境却很宽松，一些思想者在学术上出过成果，展现了一个辉煌的前景，但用今天的眼光评价这些成果，显见有许多缺憾，更遗憾的是我们有可能在那个基础上得以长足发展，却被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断了。在很长时期以内，知识分子没有思考，中国没有思想者，没有后人值得研究的学术人物。在这个焦躁不安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放弃思想的能力，而为了虚荣去说华丽、空洞的话。
    由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精神创伤太重，加上教育模式陈旧，社会组织形式过于整齐单一，几代知识分子的修养与诞生思想大师的文化底蕴要求相差悬殊。今天，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思想的真正解放还需要时间去等待。虽然有一些年轻人在思考，精神可贵，却深度不够，理论准备更不足。这是当代中国出不了思想家的最大原因。对此，有人呼吁，有良知的中国人必须把自己摆进来，做出深刻的反省。现年70岁左右的那一代在“文革”政治风浪中成长的人有明显思维缺项，他们在“运动”中虽然被迫接近社会底层，但底层与思想家所需要的丰厚理论底蕴不相干；40岁以上到70岁以下的人，总体上的学问也都有缺陷，少受十年正规教育，知识结构明显残缺；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一代人因经济浪潮和西方思想的席卷也存在思想缺陷。还有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自大心态等负面影响，都是制约新思想产生的不利因素。在此条件下，能出思想者就不错了，出思想家就显得很困难，出思想大师那就更不容易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但思想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前中国的知识积累和精神状态整体来说是浮躁的，希望还得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人们终于可以自我思考了，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批判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者，但功利主义仍在限制着人们的思考，人们刚从极端崇拜中走出来，又陷入信仰缺失的泥潭。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却也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这都需要人们去研究，提炼升华为新的思想。
    思想创新，对“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要求非常苛刻，而“端别人饭碗，看别人脸色行事”是不可能有创新思想的。经济不独立，很难谈人格的独立；人格不独立，思想很难谈得上独立。端着别人的饭碗，就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是英雄也气短。传统的“官本位”观念也决定了权力对思想者的态度，既不会太尊重，也不会太依赖。学术研究受制约于行政干预过多，体制架构上的先天不足，必然导致其生存异常艰难的情况。几十年来，正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各阶层人士，全身心于“经济独立”，很难有空顾得上考虑“思想”问题，中国没有出现思想大家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生存问题的逐步解决，忙碌的人们开始休闲生活，有了独立“思想”的诉求，从思想的“合住筒子楼”向往乔迁到“独栋山野别墅”。特别是当时代发展到今日信息化时代，谁也无法阻挡人们对思想“别墅”的追求，群体思考，蔚为壮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社会和意识形态，崇拜思想伟人，因此产生新的思想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原始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热、哲学热、思维科学热、领导科学热、神秘文化热、气功热、宗教热、养生热等都曾一度席卷全国，积淀了丰厚的学术关注力量和人群，哺育和造就了大量民间学术人士。他们中的一些有志之士勇敢“下海”，担当起研究国策的民间咨询机构，正向着建立民间智库的方向迈进。网络普及后，大量的民间学术人士活跃在网上便是例证，思想传播由“课堂”演变为“集市”，网络成为多样化的“意见市场”，崭新的信息传播手段更使这种社会思辨思潮趋于滚雪球式的迅速扩展，成为一个全民都能参与的思想运动。有了民间力量的大规模参与，集小成片，量变必然引起质变。无数有思想的个体的出现，必然会汇集成思想的大潮。功夫下到了，“神”也就自然来了。经过长时期的积累之后，就能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文明，中国新的思想辉煌就要出现了。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可算是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因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毛泽东思想，今日北京中南海新华门东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仍耀眼夺目，亦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治国大政方针。名垂青史的毛泽东是产生于政治革命领域的思想家，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其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思想在建立和建设一个新中国方面的重大指导作用是无庸置疑的。毛泽东思想相对于当时中国的生存条件和革命的实践是原创思想，其核心是人民群众观点和战争理论。在中国人群中，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唯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弥补了毛泽东思想中经济建设思想的缺陷，从长远观点看，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框架中的一部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样，不仅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有可行性，而且真实客观地创造与改变了时代，市场经济思想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仅30年，就创造了旷古未见之奇迹。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变化之势不可逆转。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思想家。有学者预测，中国下一个大思想家的出现，有可能是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框架下另有重大建树。

    14  中国缺少思想家的历史分析
 
    中国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透过中国思想发展史的栅栏，我们应看到这个链条上存在着许多缺陷。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自黄帝、炎帝到明代、清代，称皇称帝者不计其数。但是，若论妇孺皆知的思想家，我们曾随机到街巷饭馆或大学的课堂询问，没有几个人能扳着手指头数上20位。中国多政客，少政治家，更少思想家。思想者众多，成“家”者极少。一部中华心灵史，被政客们庸俗化为权术心眼史，这是中国思想文化悲哀的一面。因此，近代以来国内外就有人得出了“中国没有思想家”的结论，这显然有失偏颇。作为华夏子孙，我们不能矮化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同时，也提醒新时代的思想者应避开“权术”这个陷阱，如果有志于成“家”，必须与“权力”保持适当的距离，否则到头来会蜕变为思想殿堂里的匆匆过客。

    畅想未来篇                      
 
     15  时代呼唤新的思想家出现
 
    （1）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思想之光的照耀
    思想对于正常人，如同空气、水对于身体的生理需要，一刻也不能相离。思路决定着出路。人类本质上就是动物，天生野兽的本性需要后天思想的驯化；人类是丛生的，彼此之间需要互相竞争和互相激励，行为必受思想之指引。现代世界的和谐发展，更需要思想的不断滋润和指导，需要科学理念的鼓舞和引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呈现出蓬勃生机，与此急需同步发展的思想建设正在拍打着时代的新岸，开拓未来需要思想的导航。一部分人在物质上的确富裕了，但在心理上仍感到自己很穷，根子就在于思想上的匮乏。有人提出了“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家”的质疑，更多的人发出了“当代中国需要伟大思想家”的呼声。不少有志之士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在当代世界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迫切需要提升。在诸多方面，我们因为缺失经典，也就缺失了解决问题的智慧和生活的快乐，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经典了。我们应当庄重拾前辈先贤的遗风，学习经典，体验经典，让经典滋润我们的心灵。
    一贤强国，一计定疆，得智者得天下。社会形态的迅猛信息化，召唤着全新思想的横空出世。世界各国都正在掀起“头脑风暴”，中国有信心在新的思想领域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上帝的绣球只会抛给综合实力最强的人群。为这个滴水石穿——惊心时刻的到来，中华儿女必须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打通驶向未来世界思想海洋的航道。
    （2）新生活需要新的思想家
    “衣食足，知荣辱”。思想并不一定与生活富裕有直接关系，但与基本生存条件有直接关系。只有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才有精力关注生活的细节，探讨人生哲学，悟得人活着并不是完全为了追求物质生活，从富强走向文明。
上个世纪之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处在生活世界的层面上。近代以来，随着物质生活在各国各地区的丰富或极大丰富，世界结束了它作为生活世界的历史，进入到后生活世界的发展阶段，向认识世界的更高层次迈进，新世界需要新的思想家走上前台解释世界，引领向更新的世界。思想家要紧密贴近现实，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找出办法。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只要脚踏实地认真去做即可。如当前众说纷纭的社会民生问题——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一个学生耗尽一个家庭，一场大病“消灭”一生积蓄。这些问题困扰着政府，更严重地影响着民生、民富的根本国策，新生活需要智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产生的思想更具亲和力、感染力和人性化。思想家要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众意见领袖、正确思想的传播者、公正思想的引领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网络言论的监护者。
    （3）网络环境为新的思想家出现提供了便利平台
    互联网是上个世纪末地球上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仅相隔几年，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1987年9月14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
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互联网传播手段正在划时代地服务于大众，为普天下的思想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自由平台。网络环境打破了传统媒体易受控制约束的弊端，信息公开，透明及时，不管你有什么高见和说法，无论正确、荒谬，或者甚至是完全错误，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发表，公诸与众，让众人来评判。不分官方民间、国内国外，全世界的思想者现在可以共有同一个大擂台，集体平等地站在了思想前沿的起跑线上。
在信息化社会，想法的价值充分体现了出来。思想现在已经成为产业，文化产业创意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行业。
    （4）中国有能力诞生新的思想家
    广度和锐度，是创新思想体系的基本要求。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丰厚思想文化底蕴，泱泱大国，完全有实力捷足先登。在历史变革、时代兴替的时机，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作为主导思想。崭新的思想，多酝酿、躁动于社会大激荡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完成于经过衰落期、复苏期达到大治的盛世。21世纪的现代中国，正当其时。
    中国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自身的思想资源，发挥优势，抓住时机，迎头赶上人类世界又一次思想大变革的新潮。时代迫切呼唤着中国新一轮“百家争鸣”的出现！我们惊喜地眺望见，这个潮头已经涌立在可以目测的海平线上。

    16  当代思想家需要重点思索什么？
 
    当代中国不在于探讨有没有思想家，关键在于呼之欲出的思想家重点研究什么，思索的是什么内容？思想家来自于各个领域，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医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都会有卓越的思想硕果涌现。实践出真知，某个领域的思想家只能出自那个领域的实践中。可以预测，在经济建设是重点、热点、焦点的今天，中国新时代的思想家很有可能出现在经济领域。
    古今中外大思想家的思维出发点都是站在人的本性之上，他们认识自然世界，基本上都是立足于民本主义和道德人文主义，思考人类的来世、今生和去路，像敬畏自然一样尊重人和人的价值。人生本来具有理性真善，思想者的使命即是完善人格功能和道德。当代思想者要想成为大家，也必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人“心”为终极，特别是要关注底层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著名学者沈从文讲过，上层社会的变化是暂时的，底层变化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多年来，我们的思想研究缺少现代资源，思想资源太有限，所谈的现代性全都来自西方，因而也就很难产生本土的思想家。作为中国的思想家，首先必须关心本土人文和民生疾苦，舍此别无他途。
 
    17  宽容的社会环境是产生思想家的沃土
 
    多元的世界，思想也应是多元的，有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想法，不能用强制的所谓学术规范去要求思想的统一。我们在赞美中国传统的“扶弱压强”主流思想文化同时，也不能全盘否认西方社会传统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体系多如牛毛，就是在这些杂乱无章的竞争中诞生了思想大家。不要希冀于思想的统一，那种“统一思想”的行政干预做法是幼稚的，也是可笑的。思想过于强调统一，就不会产生新的思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社会要宽容，只有宽容的社会环境才能出思想大家。只有在身心安顿、政治清明和文化认同的和谐社会氛围中，才能实现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上的再创新。
    一个民族和国家政府，要有气魄、有容量、敢学习、会学习，思想文明才能生生不息，朝气蓬勃。思想者自身也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大度气魄，克服相轻心理，互相激励，相辅相成。
 
    18  思想需要自由和民主
 
    自由和民主是思想者的空气，专制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产生思想家，更别妄谈一流的思想家和思想大师。中国历代兴亡史已经反复证明，思想若只有一种标准答案，那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哀和灾难。
    历史揭示，专制思想能逞强于一时，却不能称霸长久。妄图扼杀某种思想的存在是不现实的，如中国的思想家多集中在儒教（孔子、孟子、朱熹为代表人物），但儒教在中国历史上有大起也有大落，尊儒和“坑儒”多次反复冲杀，这种事态可能还会继续“拉锯”下去，还会有“坑儒”，但儒学思想却是任何强霸势力所不能赶尽杀绝的。相对于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看，如果某种思想曾经昌盛于世，那么这种思想也就无所谓对与错，能相传千年不衰，就是不可否认的“伟大”和“正确”。俗语“屁股决定脑袋”，坐在那个特定时代和阶级的板凳上，无论“尊”与“坑”，自然要为本阶级说话，但对思想应当取宽容态度，都应是历史的评判基本标准。这对思想者和当政者都是一个警示。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一个较好的传统：政治即使再乱，社会也有清流。政治上的上下级，学术上可以是同级；可以砍掉脑袋，但不能洗白脑袋里的思想。中国做学问成为“大家”，做得最好的是司马迁，他在官场蒙受耻辱以后转向学问。有了舍弃一切的精神，方才做得有声有色。

    19  建立思想文化特区
 
    文化立国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出路。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有学者提出，中国不仅需要搞经济特区，还应建设思想文化特区。中国人要想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思想文化中心和一个思想文化特区。
    中国人不缺乏聪明智慧，中华民族可以出现受全世界尊重的思想家，只不过现在缺少的是成长的气候和条件，缺乏思想家存在的学术土壤。中国人还需要苦苦地耐心等待，但为时已经不远，要建立足够的自信心。
 
    20  思想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
 
    创新是思想的灵魂。在墨守成规的社会中，新思想常常四处受到挤撞，被围攻和漠视。思想家的创新首先是要有超人的胆量，敢想敢为，底气十足，麾下如有百万大军。思想家专注于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这种专注态度使他不为世俗的功利所打动，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处世方法和人文精神。思想家具有真知灼见，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思想家不是玩弄文字技巧的人，他的心灵非常敏感，常常被周围的事物所感动。他的思考要比一般人先行一步，需要“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因而他常被普通人看作是傻子、神经病。思想家是真正大写的人，是“大我”，他不计较个人的得与失，公而忘私，公而忘我，公而无我。他放眼天下，缩容宇宙于胸，对人类的前途有着怜悯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正成为思想文化创意实践的广阔舞台。在现代工业文明冷冰冰的产业中，要用更多的创新、创造为新生活增添新的活力。创意，本身在字面上还可理解为创议（创新出自有不同的议论）、创疑（创新出自产生疑问）、创异（创新出自敢于标新立异）、创益（创新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创艺（使创新成为艺术）、创遗（使创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创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把象征性的中国传统元素现代化，不能用传统的语言、传统的手段、传统的思维来说传统的东西。如果守旧，就丧失了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能力。
    在创新中，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优秀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与新时代不合拍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是服从式文化，围绕官场权力惟命是从，缺乏创新的属性，某种观点一旦成为主流就会变成不可侵犯的神圣图腾，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僵硬没落。中国人要有敢于对自身的历史进行自我否定的勇气，创新必须有敢于否定一切的生存、生活态度。
    创新是思想的本质特征。思想重视宽度，更推崇锐度。认识世界的深度，决定了对认识世界的广度。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之区分。你越是跟着别人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中国人应当树立这样一个目标，能够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我是最优秀的，跟我来！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有一条最核心的原则：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建设学习创新型国家，思想首先必须创新。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应当是勇于创新，不断进取，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在传统寻根和继承发展中创新。思想的继承特性，决定了创新的寻根。要善于从先哲的思想库中吸取营养，营造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突破，重在扬弃中创新。一个古老文化要延续，必须浴火重生。创新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旧有的元素，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造。没有原有思想元素的参照，也就无所谓创新。现代人要对传统思想文化有所敬畏。在继承传统上，既要重视经典，又要避免滑向“经典主义”。对经典的传统思想应有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学习传统，但不能重复传统，重复乃是匠人的习性，而创造才是思想家的本色。必须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为传统增添新的附加值。
    在学习世界文明中创新。要创新，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以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为坐标。要看到我们与世界先进文明的差别，看到我们的短处，吸取世界先进思想智慧，引进和嫁接优良思想，排斥不良思想的侵入，在模仿和学习中切实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
在鲜活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创新。创新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难点。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媚俗，不轻浮，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言智必及事”，只有将知识准确运用于实际事物之中时才可称为“智”。名垂千古的思想家，都是把他们的思想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为中华思想文明带来了更多的源头活水。如果诸葛亮只写《隆中对》而无《出师表》，他的智慧就会大打折扣。只有在实践中取胜，才是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
    在利用先进传播技术手段中创新。在信息传播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代，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几千年不遇的交流环境，思想者也要乘上这趟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