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领袖重新握手言欢了。11月28日，毛泽东欣然给中央写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经过大会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向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930年10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点结论：

    （1）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建军思想的分歧，实质上就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有人只承认是探索中的分歧，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就是看不到这些分歧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分歧。人民军队往后的发展，把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分歧，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初期就否定它的实质。一条正确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正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开篇说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2）陈毅主义，就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往往以“团结”、“大局为重”等冠冕堂皇的理由，
反对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帮助错误路线扩大影响，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喊出：“打倒陈毅主义！”不仅使毛朱的分歧泾渭分明，也使折中主义无藏身之地。

    （3）周恩来的“二月来信”，无疑加剧了毛朱之间的分歧，刘安恭的宗派活动使分歧公开化。周恩来的民主作风弥补了他“唯上（共产国际）是从”的缺陷，在他的转变下化解了这场危机。但是，一个人世界观上的缺陷不是一次教训就能弥补的。后来，在苏区王明、博古“左”倾路线下，周恩来的“唯上是从”的弱点，在更大范围内排挤毛泽东起了作用。只是在“左”倾路线把毛泽东排除在长征名单之外的危难时刻，周恩来又一次挽救了毛泽东。

    （4）毛朱分歧以及后来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归根结底是当时“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多数人（包括它的领袖人物）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革命真理，尽管屡屡失败，多数人还是难以觉悟。只有毛泽东愈失败愈坚定，才使井冈山道路在实践中开辟出来。这就是这条道路和毛泽东的英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缘由。

    （5）33年后的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左”倾路线的打击时，对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说：“‘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来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搞得丑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这段控诉，对我们认识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有极大的帮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