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联合、 三结合

    遵照总理要先搞好调查的指示，军管小组听取了各级临时领导班子的汇报、各个群众组织的意见、总勤务组的业务汇报，又分别找各类人员座谈和个别谈话，了解到新华社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两派对立，关系紧张。军管的第三天黄亭子宿舍区就几乎发生武斗，幸被军管小组及时说服和阻止；原领导层处于瘫痪状态，所有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 有的被送卫戍区监护，有的接受审查，有的受群众管制，有的改做一般业务工作。各项宣传报道工作虽然没有中断，但都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有些人不讲政策，随意揪斗干部甚至搞逼供信，有时夜间抓走干部进行批斗并搞体罚。不少干部感到安全没有保证。

    针对上述情况，军管小组通过办学习班和找两派的大小头头谈心等，促使大家要顾全大局、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从根本上提高了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为大联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在新华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于1968年春节前实现了两派大联合。在此后的5年军管期间，两派群众一直团结较好，整个局势相当稳定。

    两派联合以后，最大的任务是选拨优秀的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和军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里最关键、难度最大的是如何“解放”已被“打倒”和“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把他们“结合”进领导班子。这首先需要把干部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并统一大家的认识。军管小组通过办学习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组建较强的专案组对干部进行审查并做出正确的评估；经过对双方的思想工作，让干部得到群众的谅解。然后使大多数干部分批、逐个重新担任领导工作。到1972年9月，原局、处以上的领导干部“解放”了87.9%，其中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占84.5%，这样的成绩在当时是不多的。

    新华社的“三结合”实际上只有“两结合”，因为军管小组成员没有参加，他们后来分别返回了自己的部队。

李锦华近影（中红网红镜头摄）

    几位“名人”的“解放”与任用

    中央《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中被“点名”的领导干部有吴冷西、王敏昭和朱穆之。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王敏昭（副社长）当时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朱穆之留在社内，常被群众批斗。军管小组进社后经过认真审查，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问题，便解除了“专政”，送他到“五七”干校进行锻炼。当得知毛主席对吴冷西同志有批示，人民日报准备“解放”吴冷西的时候，军管小组立即研究认为朱穆之也应该“解放”，当即向中央写了报告，提议恢复其副社长职务，并将他从“五七”干校调回总社作了初步安排。经中央批复后，朱穆之就完全恢复了副社长工作，主持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军管结束前，新华社要建立正式的领导班子，原中组部提议张纪之同志任党组书记兼社长，张纪之同志却积极建议由朱穆之同志担任社长职务，后来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任命朱穆之同志为社长，张纪之同志为党组书记，张政德（军管小组副组长）为副社长。朱穆之同志后来曾任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等要职。

    在周总理示意下，李琴同志参加了新华社领导班子。她是新华社经常接触中央领导的一名记者，是革命先烈杨立三同志的夫人，跟总理很熟。新华社组建领导班子时，总理向张纪之同志提议新华社领导班子应该有女同志参加。军管小组领悟了总理的指示精神，经反复做工作，吸收了李琴同志为总社领导小组成员。

    “文革”前，新华社已有40多个驻外分社。运动初期驻外记者大都被调回国内参加运动。到了1969年，随着局势变稳和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恢复和加强驻外分社列入了军管小组的工作日程。为此需要向国外派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新闻记者。派谁出去和派往哪个国家，是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派性”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大阻力。当年派出最顺利的是于恩光同志。他当时是国际部新领导班子---勤务组的组长，思想品德好、党性强、能团结人、工作积极塌实，业务能力强，两派都认可。他到英国伦敦担任首席记者后，工作很出色，在国内外均获得好评。一次，周总理听说原在新华社工作过的外国专家、英共老党员史密斯老太太回国后生活困难，要新华社具体了解一下；于恩光同志接到总社电报后，办得很认真，多次去了解、看望老人，及时地报告了她的情况。老人对新华社很有感情，希望回来继续工作，周总理批示请她回来。老太太回新华社后工作很好，非常感谢周总理和中国共产党。她与于恩光同志也成了好朋友，临终前还赠送了于恩光同志有意义的纪念品。于恩光（于放）同志后来成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