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四川人，我们4个孩子都出生在江苏南京，这个六口之家，四川人只占六分之一，可是我们家里见不到徽州风情、江南特色，一切生活习惯都充满了蜀国川味，爱用天然藤竹草编用品，喜吃浓烈辣椒花椒，常听川剧高亢清音，母亲一个人的习性征服了全家，没有强迫，习以为常，成为自然。

    父亲和母亲，一个出生于江淮鱼米之乡的地主家庭、剥削阶级，一个出生于蜀国边陲小镇的贫民家庭、无产阶级，不论是地理环境和阶级属性都大相径庭，他们走到一起，缘起四川这方天府宝地。父亲多次讲过，他这个安徽人非常感恩四川。抗日战争时期，是日本鬼子的进攻逼迫父亲流亡他乡，来到四川，四川这方宝地不仅阻挡了日本鬼子灭亡中国的步伐，使中国人没有全部沦为亡国奴，天府之国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丰富物产也保证了转移至此的国家政权偏安一隅，一度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挽留下了父亲在此读书学习工作生活，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的队伍里，是有不少富家子弟，但更多的还是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父亲在这个队伍里认识母亲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父亲和母亲，革命引路、文学牵线，相识相交并一起共同战斗生活了近60年，改变的是他们的年龄，不变的是他们的性格。父亲始终保持着徽州人思维严密、克己待人、尚儒崇文等特点，母亲则浑身洋溢着四川人干练勤快、风风火火、爱恨分明的特色，就像那首《辣妹子》歌所唱：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生性不怕辣，辣妹子待人热辣辣……

    这里，我就说说我的母亲——商沅君。

    （二）

    母亲的家乡在四川泸县，这里的美酒——泸州大曲享誉全国，更有着丰富的资源如天然气、井盐，号称蜀南粮仓、“汉、夷门户”。

    泸县工商业发达，物流频繁，匠人云集。母亲1929年4月23日就出生在泸县万前街一间匠人的小作坊里，起名“商沅君”。自己的父亲读过私塾，是做首饰的工匠，凭手艺养家糊口，可惜后来染上了赌钱的恶习，而且越陷越深，赌输了就回家吵闹打架，闹的全家不宁。对于这样的父亲，我的母亲极其反感；对于自己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极其同情。

    四川女人的能干和辛苦全国闻名。我的外公不务正业，导致做首饰的铺子不得不关张歇业，家庭重担落在外婆一人身上。外婆生过九个孩子，只养活了4个女儿，母亲排行老七，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外婆要抚养4个女儿和游手好闲的男人，只能靠借债做些小买卖，开过酒铺子、杂货店，摆过水果摊，做的最多的是帮助人家做些绣花、缝补等针线活。男人不挣钱，靠一个女人劳动，能富裕吗？家里经常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母亲对我们讲过，她小时候经常跑典当铺，冬天典当夏天的东西，夏天典当冬天的东西，高高的柜台，母亲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看到里面老板的面孔。母亲还说小时候经常饿肚子，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卖桔子，特别是桔子卖不动时竟然让她们这些孩子尽情地吃，只要留下桔子皮就行，因为那些桔皮晒干了还可以当药材卖……

    精明的四川女人知道读书重要，外婆含辛茹苦，还是按时将母亲送去读小学。1935年9月，母亲进了泸县增静路义务小学，第二年又转到泸县三道拐益智女子小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除了上课外，每周还要做两次礼拜。母亲因为家里经常吵闹打架，心里总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改掉恶习，改过自新，有一段时间曾相信耶稣，希望上帝能帮助自己改变现状，但是时间证明上帝不灵，自己的父亲还是老样子，自己的家庭继续着苦难，母亲再也不信耶稣了。

    1940年初夏，日本鬼子攻不进四川，就用飞机狂轰滥炸，泸县损失惨重，母亲的家和学校全被烧光，一家人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辗转流落乡间。1942年6月，一家人来到重庆，住在早先嫁出来的四姐商元淑家里。四姐夫李家钦是重庆民生公司的会计，曾在一个金库工作过，用挣下的钱买了些土地，成了有钱人，由他资助外婆一家人的生活。此时母亲已经小学毕业，有钱的姐夫一定要母亲学会计，而母亲喜欢文学，最厌烦数学，坚决不学会计，因此同姐夫闹僵，一气之下，只身离开姐姐家，自己独立挣钱寻出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