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铜头下场口下了车，我们一路听着董老师的介绍，一面走进了去天宫寺的机耕道。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天宫寺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包括十八道水、灵关在内的三大卫生中心之一，红军总卫生部及卫校设在天宫寺，红军总医院便设在卫校附近的农家。当时天宫寺内外古柏、楠木参天，竹林葱郁，前后两大四合院30余间瓦房。沙门外操场宽大。围墙内侧防空壕连接，墙壁上写满了“提高学习精神，加紧卫生运动”等大幅标语。神龛背壁写满了《行动纪律化》8条600余字。前院天井四周作厨房主、食堂、教室；后院天井四周为宿舍、办公室、医务室。卫校在天宫寺开办了卫生短期培训班两期，1935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办完第一期，学员70多人；1936年1月至2月中旬办完第二期，学员50多人，学员来自各部的卫生院、看护员或地方进步青年。毕业后参加考试并分配各部服务。

红军总医院驻地旧址

红三十军部驻地沟对面红军树上当年徐向前和陈昌浩拴马用拴马桩

红三十军军部驻地沟对面的红军树

    当我们走到天宫寺所在地时，眼前却仅仅是一片耕地，据当地群众讲，天宫寺早在文革前就被全部撤毁。如今仅在中间位置当地群众建了一小间简易寺庙，作为他们对当时天宫寺的寄思。正在失望之际，却看见一位老者拄着杖，蹒跚着在路上走着。我们赶紧迎上去，问他是否知道当年红军在这里的情况，一问才知道他杨克定，本地人，今年84岁，而且记忆清楚，言谈通畅，加上他说红军到在天宫寺的情况，他记得。我们一阵欣喜，就像得到了一块宝贝，忙小心翼翼的把他请到一家院子里坐下来，听他摆谈当年红军的故事。
杨克定老人说当时他9岁多，正是顽皮好玩的时候，就觉得当时到处都住满了红军，红军非常亲切，对老百姓和小朋友十分和善，经常帮助老百姓干活，他当时帮红军扛柴禾，红军请他吃锅巴饭的事他还记得十分清楚，对红军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对反动派军队却十分憎恶，他说，当时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封锁，当地群众和红军连食盐都吃不上。敌机来的时候，有很多而且飞得很抵，一阵机枪扫射，打伤打死了很多群众和红军，他看见过一处溪水被死伤的红军血水给染红了。

    接着，在杨克定老人带领下，我们到了一处挂有铜头村毛家坝组114号的房屋前，这里一排排列着几间老屋子，据说是杨勇、杨克清等村民的房屋，现在已经闲置，堆放些杂物柴禾，后院看来也有些荒凉，主人都外出打工了，说是准备撤掉修新房的。杨克定老人说，别看它现在这样，可是在红军来的那会儿，这儿收拾得很干净，是当时地主杨宗富的家，红军来了，地主土豪都逃跑了，红军就住了进去，里边一个四合院小天井，门外有四处岗哨，房屋旁边的树上挂了8号铅丝做的电话线，不时从里边传出电话声音，连小孩都不能进去。不时还有干部模样的人出来，到天宫寺开会或工作。

    我倒不觉怎样，可经验丰富的董老师、周老师他们却惊喜地叫出来，根据村民介绍，天宫寺附近这儿岗哨最多，且有电话，说明这儿住的是红军领导人，而天宫寺人多口杂，红军最高领导不会住天宫寺，只能红军说明这是当地红军最高领导人的住地。而当时卫生部部长贺诚就在天宫寺主持卫生部工作，因此，根据杨克定老人提供的“三亲”材料（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听见）可以初步认定这就是贺诚驻地。廖老师也说这可能是一个“重大发现”。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现芦阳镇北街县畜牧局宿舍）

    接下来，可以说是惊喜连连，杨克定老人把我们带到一处院坝外，说这儿就是红军的戏台子（现在已经没有戏台了，是一片空地），他小时在这儿曾经看过红军演戏，都是抗日反蒋的戏。接着，他又带我们到距离戏台约20米外的乱石堆的林子里，说这儿就是当年埋牺牲红军的地方。那些经医治无效死亡的红军便用木板钉的木匣子装起累起埋在这里，他曾看到有二十多个红军一起被埋在这里，后来被人起了出来，丢掉了。除这里外，在天宫中寺西北方向的沿河一带，也埋了大量的红军尸骨。

    接下来，他领我们向西南方向走，走了约200米左右，指着一处房梁看来很旧，但墙面已经改造的房子说那就是红军医院（红军总医院），以前是当地一个杨姓柁把子（土豪）的家，现在是周光云的家。伤员就安置在周围的农户家里。当时，医院前边有沙坑，有单杠，用于红军操练。房屋的西南角现在是一片菜地，可当时是防空壕，是红军挖起一人高的壕，再在上面铺上竹笆，盖上五、六厘米的土，用于躲避敌机的。里边可大了，能容纳200多人。

乐以琴故居（大塘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