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电写道：“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
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写道：“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88—590页。）
11月2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等的通报中指出：蒋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在文章(指“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之，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8页。)
11月24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同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新四军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等。11月2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0页。）为了自卫，刘少奇和陈毅经请示毛泽东后于11月29日发起了曹甸之战，先收拾了韩德勤，以摆脱被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同时公布了汪精卫和日驻汪伪政权的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同日，毛泽东获此消息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日军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1页。）
1940年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一个《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三、第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1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长江以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第2步，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李品仙（第21集团军）、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线以西调来之汤恩伯（第31集团军）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1941年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此计划于1940年12月7日经蒋介石批准，下达各部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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