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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韶山到长沙 一 韶山冲 |
2006-07-26 10:17:17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 |
作者：贾章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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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春夏，毛泽东读了一本叫《盛世危言》(1893年出版)的书，使他非常喜欢。作者郑观应，郑观应，1842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其家乡离澳门只有几十里路。澳门昔日为香山县辖，不少乡人来往两地，或到澳门定居。关观应称自己“世居香山，迁居镜湖”(镜湖即澳门)，或称“世居澳门”。1893年，《盛世危言》的初版本在澳门完成，1907年在澳门编辑《盛世危言后编》。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是一个办理中外贸易的官商。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同时还提倡从政治上进行改良，主张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读《盛世危言》激起了毛泽东要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下半年，他征得父亲同意，他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乌龟井塾师毛岱钟)家里读了半年书。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
1910年初，又到东茅塘面山楼毛麓钟老先生那里读书。毛麓钟，是毛泽东的堂叔，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又号韶山小隐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四日，家住韶山冲东茅塘屋场，是韶山毛家的饱学之士，年轻时到过外地(先游幕江南，继走武岭)，他的道德文章，名噪一时，但因家道贫寒，又没有靠山，做不了官，就从外面回到家乡。1909年，毛麓钟受维新思想影响，在东茅塘面山楼开办中西合壁式的私塾，接收韶山冲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入学。毛泽东听说过毛先生的人品学问，知道他不仅熟悉经史，而且喜爱诗词，经请示父亲后，就到他门下进修。毛先生只收十几个学生。他虽然崇拜孔夫子，因在长沙住了几年，接受了一些自由思想，因此他和别的老先生不同，在给学生讲书时，总是轻言轻语，从不疾言厉色，大声呵斥。毛泽东除跟老先生学习先秦诸子、骈文散文外，还在唐诗宋词上狠下工夫，并且继续阅读那些议论时务的新书，早起晚睡，手不释卷。在学生当中，毛麓钟对毛泽东十分赞赏，认定这个学生极有发展前途。一有闲暇，毛先生便把自己在外的经历和见闻告诉毛泽东，要他热爱名山大川，胸怀广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先生还悉心给毛泽东点读《史记》、《纲鉴类纂》(明王世贞著)和《日知录》(清顾炎武著)等，并常给毛泽东开“小灶”。辛亥革命后，毛麓钟(1866—1921)与毛泽启、毛泽钧(毛国翘)一道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讨袁护国军，在蔡锷所属将领何海清部下担任文书。后引疾而归。毛泽东在此翻阅了许多时论和新书、包括族人毛兰芳(1826—1892，“韶山八景诗”的作者，毛麓钟的爷爷)、毛麓钟的诗词作品。
1910年4月，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深深的影响了毛泽东。一天，在他读书的学堂外面，学生们看到许多贩卖豆子的人从长沙回来，学生们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长沙，他们说长沙城里闹了大乱了——原来是，1909年夏秋之间，长江发了大水，洞庭湖周围遭了重灾，有些地方颗粒无收，灾民达100万人，涌进长沙的就有4万多人，不久连长沙城里的30万平民也被一步步拖到可怕的饥饿线上。而这时，一些外国商船却把一袋袋白米运到汉口和上海去卖高价，湖南巡抚岑春煊和一些文武官员也在里面搭上了股份。长沙的一些学者兼劣绅也囤积了好几万担稻谷，等着米价上涨。元宵节后，一升白米只要26文钱，而到了农历二月末，就陡涨到80文。一个月时间，长沙城饿死了好几百人。农历三月初，南门外有一家靠挑水为生的姓黄的穷人，卖了几天水，积了80文铜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想让一家大小饱饱地喝一顿稀粥。妻子到了米店，老板数数铜钱，发现里面有几个不通用的，就拒绝量米。她只好去向邻居借了几文凑足80文再到米店。谁知这一眨眼的功夫，米价涨到85文，老板说少一文也不行，只买半升也不给。黄家女人向老板哀求，老板很不耐烦，把写着米价的木牌子翻了过来——“米已售完”，接着就喊伙计关门板。黄家女人气急了，带着满腔悲愤跳进了湘江。丈夫听到这个消息，拉着两个孩子也跳进了湘江。这个悲剧，飞快地震动了长沙城，激起了几十万民众的同情和悲愤。年轻人们要替屈死的穷兄弟伸冤，就想砸开米店的大门，抓住那个老板。巡警赶来，要把人群驱散，人们不肯走开。清兵见赶不开，轰不散，就把人群包围起来，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几个逃荒的灾民，还抓走了5个泥瓦匠。逃荒的灾民和城里的工匠，派出代表找巡抚请愿，要求：释放泥瓦匠，开仓平粜，救济灾民。岑春煊在酒楼门口，打着饱嗝，一条也不答应，反把代表臭骂一顿。灾民们气愤到了极点，人们包围了抚台衙门。岑春煊下令调来一营清兵，对准饥民射击，又有几十个无辜的灾民和工匠倒在血泊之中。官逼民反。人民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抚台衙门，砍断了旗杆，赶走了抚台。以后，一个叫庄赓良的布政使骑马出来，对百姓们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把他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叛逆”的警告。这件事在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大多数同学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还不懂这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忘不掉这件事，他觉得那些造反的人是些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他深感不平。不久，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人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地主有钱有势，哥老会败诉了。哥老会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他们撤到本地一个叫浏山的山里，占了一个山寨。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庞铁匠的人。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最后他们被镇压，庞铁匠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眼里，庞铁匠是一个英雄，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的乡里也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接济，他们发起一个“吃大户”运动。尽管本乡缺粮，毛顺生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毛顺生怒不可遏。毛泽东不同情父亲，但他也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这些事情的接连发生，在已有反抗意识的少年毛泽东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此时，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尤其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后。这本小册子开头的第一句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书中谈到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读书后，他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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