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前的8月26日至9月23日召开了全会预备会议。从北戴河会议起，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攻击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以此陷害关心这部小说创作的习仲勋等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在遭到诬陷后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习仲勋冤案持续时间之长，即使在众多曾受过迫害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是少有的。

    因小说《刘志丹》被隔离审查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出现的康生诬陷习仲勋等人的一幕，既有当时批判所谓“翻案风”的现实考量，也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康生等人以小说《刘志丹》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为借口，欺骗和煽动不明真相的一些人对习仲勋进行攻击，各种莫须有的批判声音，一齐向习仲勋袭来。

    1962年9月13日，习仲勋给党中央写信，反映小说《刘志丹》不是自己主持写的，同时也不承认康生等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这封信发出后，第二天就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习仲勋本想向党中央说明《刘志丹》一书创作的事实真相，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9月19日，在全会预备会议上公布了高岗妻子李力群于1959年9月写的一份揭发彭德怀、习仲勋问题的材料。这份揭发材料编造了许多不实之词，涉及习仲勋的，主要是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等问题，说习仲勋在谈话中煽动了高岗对中央的不满情绪等。时隔三年之后中央才公布这封信，它不仅加重了习仲勋的“罪责”，也预示着对习仲勋的批判还将继续。八届十中全会进行到后期，在继续揭批习仲勋、要他检查交代的同时，决定成立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

    1962年秋，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以康生为首的专案组提交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报告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面对种种批判和责难，13岁就投身革命、心中一直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书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指的是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毁于一旦。”由于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承受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经常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沉思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只有6岁的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怎么知道，他们敬爱的爸爸正在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

    正当习仲勋陷于极度苦恼之中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找他谈话。陈毅宽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恩来亲切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句句饱含深情的话语，感动得习仲勋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习仲勋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周恩来还专门和习仲勋的夫人齐心通电话，要她向工作单位中央党校请假，留在家里照顾好习仲勋的身体和生活，并嘱咐她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习仲勋十分理解周恩来对他的关怀，也受到很大鼓舞，他深信自己的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习仲勋在“隔离审查”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单独居住在中央党校附近的一个叫西宫所的院落，平时不参加校内的学习活动。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马列以及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大半交公。此时，他也做好回农村做个农民的准备。他曾对齐心说：“做农民虽然辛苦，但是心里踏实。”为此，习仲勋上书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毛泽东让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

    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的短暂岁月

    “习仲勋专案组”在收罗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并且提出了“处理”习仲勋等人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意康生的“重处理”意见。他们坚持对习仲勋要按党内矛盾处理，不仅要保留党籍，还要按照党的领导干部对待安排工作。最后，中央做出的处理决定是：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1965年12月，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上任。

    习仲勋在矿山机器厂工作只有一年时间，其间主要分管全厂安全技术。这对他这位一直在党政军领导岗位上工作的人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但他虚心向工人、技术人员、工厂的老同志学习。他到厂不久，就向厂党委领导提出了自己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厂党委主要领导很理解他的心情，当即表示同意，安排他在第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作为他的“联系点”，一直到他离开工厂为止。

    习仲勋在电工班参加劳动期间，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工厂纪律，听从班组长指挥，把班组作为他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新起点，把工人师傅当成他的老师。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考虑他身体稍胖，年龄又偏大，怕他干重活吃不消，就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的、干净的工作。习仲勋和其他工人一比觉得不一样，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以后分活时便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班组里的生产劳动，还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和活动。工人师傅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也和大家一起学习，并介绍当年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生活。大伙通过和他一块工作、生活和学习，见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一致称赞他是“难得的老干部、老领导”。

    习仲勋在厂里经常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他在劳动时经常和电工班小组的工人师傅们谈心，嘘寒问暖。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一次，在和赵发劳谈心时问他是哪里人，住在哪里，家里生活咋样。当赵发劳告诉他，全家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民房，生活尚不十分宽裕时，他流露出十分关切的表情，而且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赵家探望。后来，还拿出100元帮助赵发劳家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发劳月工资的好几倍。习仲勋和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经常拉家常，一来二去慢慢就熟了。在交往中，他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家里生活很拮据，就多次掏10元、20元钱接济杜道杰。杜道杰开始说啥也不要，习仲勋就硬拿给他，还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杜道杰家里人和乡里的亲戚，听说他能和这样一位大干部交上朋友，都说：“像这样的大干部能和普通人交往，真了不起！” 习仲勋在矿山机器厂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厂里工作支持帮助很大。和他经常接触的一些职工同志，也从他的言行中受益匪浅。而习仲勋本人也觉得矿山机器厂人好、厂好，他在《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八年监护

    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习仲勋专案组又搞出一份审查报告，报告中直接诬陷《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阴谋。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四大罪状中的要害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为高岗翻案，另一条是替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康生还把专案组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的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习仲勋本人被关押、监护长达8年；其他相关的一些干部群众也遭到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1966年冬的一天，从西安来的几十个人冲开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大门，闯进车间，把正在劳动的习仲勋围了起来，要他交代“罪行”，还要揪他去批斗。在场的工人们自发地把习仲勋围了起来，保护他。手中拿着铁棍、扳子的工人们表示：谁要是敢动习厂长，我们就和他拼命。为防止发生意外，习仲勋对保护自己的工人们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他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他们走，要走就快走。”

    习仲勋被康生一伙扣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造反派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他在西安等地被批斗了很长时间后，又被押到陕西富平老家批斗。可是，在富平老家却遇到另一番情景，当拉着习仲勋批斗的汽车一开进村庄，四面八方的乡亲们立即跑过来，围着习仲勋问寒问暖。在迤山中学的操场上，台上的造反派义愤填膺地数落习仲勋的“罪状”，台下的乡亲们却在津津有味地谈论他的功绩。淳朴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也许早就饿死了。批斗会结束后，灶房做饭的师傅别出心裁地用地道的家乡饭——红豆面招待这位离开家乡几十年、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者，连押解习仲勋来批斗的红卫兵也沾习仲勋的“光”，吃了乡亲们做的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浓浓亲情，令习仲勋永世难忘。

    康生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想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等地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得知消息的周恩来制止了。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习仲勋，当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西安的造反派揪斗习仲勋。当得知是周恩来保护了自己，习仲勋十分感动。

    周恩来考虑，在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习仲勋在西安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决定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于1968年1月3日派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变相保护起来，使他免受没完没了的批斗，也保证了他的安全。在北京卫戍区，他被关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每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两次转圈散步，锻炼身体。转圈开始从1数到10000，然后再倒着走，从10000数到1。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在习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夫人齐心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齐心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仅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就近7年。他们的两个女儿桥桥、安安已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大儿子近平下放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知青，小儿子远平随齐心一起来到了黄泛区农场，在农场初中上学。在普及高中时，远平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

    1972年冬，在干校的齐心从姐姐来信中得知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就请求干校领导批准自己回京探亲，得到了准许。这样，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齐心姐姐家中团聚了。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和习仲勋见面。齐心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习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对来信作出批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久，齐心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习仲勋，当习仲勋见到齐心和孩子们时激动得流了泪，他连连说道：“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女儿桥桥和安安，更认不清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儿子近平和远平。从那以后，齐心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习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第二次下放洛阳的日子

    1974年12月21日，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作了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但由于有过去康生主持的专案组的“结论”，加上“四人帮”从中作梗，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

    直到1975年5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才决定对习仲勋解除“监护”，仍然按“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以领导干部的身份再次下放到洛阳。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宿舍区。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女儿桥桥跟他一同去洛阳。随后女儿安安也从山西太原北郊区医院调到耐火材料厂医院当医生，和父母住在一起。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此时的习仲勋已经年逾花甲，由于在单间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使得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解除“监护”，告别了斗室，能够自由活动，又能远离政治风浪迭起的北京，习仲勋的心情好多了。尤其让他舒心的是，在这里，他能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在同群众的交往中感受到了温暖，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为了早日恢复健康，习仲勋总是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他每天都是早早起床，走到城郊散步，一走就是两个小时。上午经常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他经常去看望这些新交的朋友，途中还会与小山坡边的放羊娃聊上几句。每每大家凑到一起的时候，习仲勋和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这里空气好，环境好，又清静，还能和一些农民朋友说笑谈天，习仲勋的身体逐渐恢复起来。

    在习仲勋下放期间，耐火材料厂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解决他及家人的困难。1975年夏，在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负责到当地招生的工作人员不敢做主。当时，洛阳耐火材料厂给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最后，习近平如愿以偿被清华大学录取。习仲勋在耐火材料厂居住期间，厂里不收其水电费、房租费，但习仲勋离开厂里后，夫人齐心和秘书专程到厂行政科补交了居住期间的房租费、水电费。

    下放期间，习仲勋与耐火材料厂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到职工家里吃红薯面做的饸饹条，也请职工到自己家里吃便饭，大家来来往往就像一家人一样。习仲勋家里没有保姆，有时街坊邻居就帮着做饭；邻居到习家串门，看到卫生间里的设施坏了，就主动帮着修好。当发现习仲勋的子女因往返看望父亲缺少路费时，厂里的工人师傅们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借给习仲勋。习仲勋离开耐火材料厂以后，曾多次邀请厂里职工到他家里做客。老邻居李金海曾带着一些小米、绿豆到北京去看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家人热情接待，亲自陪着吃饭，并留他在家里住了一晚。习仲勋对普通群众的深厚情谊深深地印在了耐火材料厂职工的心里。

    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

    1976年10月，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祝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一些中央领导人继续“左”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案一时很难翻过来。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向中央提出申诉。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十一大召开之后，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

    与此同时，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过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随后，他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和叶剑英。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新上任的部长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当时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当他听说齐心来访时，立即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关切地了解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深表同情。他表示，不论谁说的，谁定的，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胡耀邦还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等几方面称赞了习仲勋。而叶剑英则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听到这些消息后，习仲勋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在久经磨难以后，习仲勋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1978年初春，习仲勋被中央特邀回京。2月24日至3月8日，他作为特邀委员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在此期间，叶剑英代表中央亲切会见了习仲勋。当他看到16年未谋面的习仲勋时，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他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鼓励习仲勋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叶剑英那宽广的胸怀，对同志真挚的深情厚谊，让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