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31日下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门接待厅接待了西柏坡纪念馆原馆长白占基同志。言谈中，习仲勋对西柏坡时期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要说西柏坡的事，虽然毛主席住的时间短，但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时期，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不是某个人领导的。在那里召开过九月政治局会议、一月政治局会，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央工委在那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央批准后公布实行，因此在全国各个解放区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彻底平分土地，赢得了民心啊！

    谈到1949年3月5日到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习仲勋回忆说：我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项方针政策等问题，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城市，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等。会议期间，我们参会人员对毛泽东所作的报告逐项进行了讨论，很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最后毛主席作了总结。这次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夺取全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得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好充分准备。所以说西柏坡是中国革命史很重要的地方，时间虽短，但意义非凡。

    历经风雨40载，习仲勋对西柏坡时期的事情记忆犹新。虽然1949年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时住的时间不长，但，但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部署指挥的解放战争，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都是他生命中浓彩重墨的一笔，所以在他的记忆中，西柏坡那么清晰，即便40年后依然如数家珍。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此时，任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习仲勋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组织领导和调查研究中。习仲勋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的政策没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决清楚，担心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随后的运动中，“左”的错误在各地相继出现，导致很多地区人心不安。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忧心忡忡，他苦苦思考着应对这一新形势的妙计良策。

    正在这时候，习仲勋接到去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并得知有关土地改革方针政策将被列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习仲勋骑马赶赴杨家沟后，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他回答，并谈话结束时特别勉励习仲勋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后来习仲勋回忆此次谈话时说：毛主席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杨家沟会议结束后，习仲勋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迅速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与工作团负责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会议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报告。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即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在信中，他特别指出：“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表示同意，并要求各地照此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同时提议，让习仲勋到绥属各县巡视，并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利用两周左右时间深入基层，通过座谈会、开大会等形式密切联系群众，摸底进行访问调查。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这些情况是他在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许多思考，他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于2月6日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内容、步骤及农会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等问题征求习仲勋等人的意见。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两天后即复电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非常重视，经亲笔修改、校订后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这一时期，习仲勋还认真总结了绥德义合区黄家川经验，提出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方式调剂土地，即能满足了贫雇农要求，又能巩固了中农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把黄家川经验上报了中央后，中央于1948年2月22日发布了《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指示》，对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以及对土改中的具体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电正在陕西澄城武庄召开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彭德怀，要他和贺龙、习仲勋二三月份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2月11日，中共中央明确发出通知，确定会议时间定在3月1日，地点就在中央驻地西柏坡。

    此时的习仲勋，刚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被推选为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后，他安排好工作，于2月17日启程，和贺龙、彭德怀、王震东渡黄河，一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经过长途跋涉，习仲勋一行于3月4日到达西柏坡，与同来的战友们一起住在西柏坡后沟的招待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