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起义行动计划带回延安,向仲勋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决定由我率领延安和绥德地委选派的五十多名干部和新四旅一个加强连,经响水西南水沟边境出发(原定10月10日起义。因无定河水上涨。改为10月13日起义)于拂晓前按预约计划到达波罗南门外约500米处之南土台,将部队布置就绪。以约定的旗语暗号联络,配合胡景铎率部起义。
起义后,中央电令任命胡景铎为骑兵第六师师长,范明为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11月下旬,中央电令骑六师到延安整训。
12月12日,毛主席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接见了骑六师营以上的官佐,由习仲勋向毛主席作了介绍。当介绍我时,毛主席拉着我的手笑着说:“郝克永同志,你又从这里拱出来了!”没待我回答时,仲勋同志很诧异地连忙改正说:“这是范明同志。”毛主席说:“晓得!郝克永是他在三十八军的原名,你们还不知道?”
毛主席在对起义官佐表示赞扬和欢迎之意后说:“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大军队。国民党的船很大,但千疮百孔,是一只快要沉没船,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这一点,大家都想从这只快要沉没的大船上撤下来,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这是共产党的船。这只船现在虽然很小,但这将是一只不断扩大的船,它非常结实,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只贼船,而是铁邦邦结实的大船。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下到大,从失败走向胜利。我们虽然还处于困难时期,但从统筹全局来看,我们在三年内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二)
仲勋同志无论是在地方或是中央工作期间,用了很大的精力倾住于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努力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恰当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重大工作任务,业绩显著。几十年来,尤其是解放初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件事实:
(一)通过上层统战人士正确处理夏河(拉卜楞)叛乱事件。
黄正清是甘南藏族地区拉卜楞的领袖人物,拉卜楞保安司令。他的一个弟弟黄正光,是藏传佛教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法名丹贝坚赞。他的另一个弟弟黄正明又是拉卜楞寺阿莽仓活佛莫慈成朗。他的儿子黄文源还是青海河南蒙古亲王滚噶环觉尔的女婿。滚噶环觉尔亲王逝世后,儿媳扎西才让继承为河南亲王。黄氏家族因出有嘉木样呼图克图被封为“尧西”,又因他的儿媳是河南亲王,这一家包揽了拉卜楞地区军、政、宗教的大权,在安木多、青海甚至西藏都有很大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曾派在冯玉祥部队作政治工作的宣侠妇,到甘肃南部作民族统战工作。他住在黄正清处,与黄结为亲密的好朋友。黄正清和嘉木样活佛的汉文、汉语都是宣侠父教的。更重要的是,宣侠父对他们进行了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汉藏民族团结的宣传和教育,为他们思想进步打下了基础。
兰州解放前,黄正清避居距夏河一百多公里的阿木去乎草地,为了争取黄正清,西北局指示王震、王恩茂派人给他捎信,并让我派了与宣侠父、黄正清都有关系的贾志璞等,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大量宣传品,一路张贴,一路散发,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贾志璞同黄正清旧部的保安团长黄立中和拉卜楞寺大总管达吉等,深入到川甘交界的臧区草地,经过多方面进行工作后,争取黄正清顺利地回到了夏河县拉卜楞,并于1949年9月20日率部起义。彭总当即命令将黄正清在兰州的公馆腾出,派贾志璞、黄立中等将黄正清及其夫人策仁娜姆接到兰州,由一野联络部接待。彭总与黄正清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作了妥善的安排。以后,习仲勋也接见了他。1950年元旦,黄正清参加了甘肃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在这些工作中,我与黄正清朝夕相处,促膝谈心,也结为朋友。
1950年2月,由于当时临夏地委犯有“左”的错误,一方面鼓动河南亲王的属民、新吸收的共产党员吴振纲等去斗争河南亲王;另一方面,对拉卜楞寺的阿莽仓(黄正清的二弟)活佛,按内地半地主的办法进行斗争,并把阿莽仓的属地阿木去乎的一个主要头人暗杀。这样就引起阿木去乎叛乱,河南亲王的管家将吴振纲暗杀了。他们还扬言要缴夏河县公安局的械,乱子越闹越大。西北局和甘肃省委要我作为全权代表,带上一个加强连,去处理这个事件,我向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请求说: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通过民族领袖才能解决,要解决夏河事件,必须通过黄正清去解决,否则,不要说给我派一个连,就是给我一个团也解决不了,张德生同意我的意见,就让黄正清同我一道去处理这一事件。
我们来到夏河时,夏河县县长黄祥(藏族,原黄正清部的一个团长),当时被认为是藏族上层的“左”派人物,在“左”的错误支持下,搞反对黄正清系统(包括拉卜楞寺)的斗争。他们组织人白天示威,晚上打枪,要求交出杀吴振纲的人犯。“阿木去乎“地方骑兵为了保护黄氏和寺院,也全部调来包围了夏河,大有刀出鞘,弓上弦,一触即发之势,我通过黄正清作寺院和阿莽仓的工作,通过黄祥去做“左”派的工作。首先将仇杀血战危机缓和下来。然后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艰苦耐心的调解工作,终于得到了和平、顺利的解决。决定将打死吴振纲的主犯(黄正清尧西的总管和河南亲王的总管)3人扣押兰州,交由省高级法院判了徒刑(1951年均得释放)这一事件处理后,我于1950年4月,给甘肃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夏河(拉卜楞)问题的综合报告》。张德生书记阅后立即转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看后,认为这份报告是根据毛主席民族政策第一次解决民族问题所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报告,指示以《夏河工作——范明同志的工作报告》为主题,于是1950年在西北局的《西北党内通讯》第54期上全文发表。
(二)对回族叛匪头目马良实行感化政策,决定不咎既往。
1950年冬,台湾国民党残敌利用美国高空飞机,给潜藏在甘南与川北交界草原地区的叛匪头目马良(回族),投下了新式武器和委任马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大印,命他在该地区进行反攻叛乱,打家劫舍,胁迫藏民。当时马良土匪武装有一千多人,气焰十分嚣张。与此同时,台湾还投下了委任黄正清为守备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大印,马匪秘密勾结黄正清的儿子黄文源,把黄的委任状和印信转给黄正清,要他潜逃甘南共举叛乱。黄正清在接到这些证件后,深夜找我报告了这一严重情况,并要求把黄文源和这些证件上交军区,他愿亲自出马,率领藏民武装协同解放军进剿马匪。我先赞许他这种大义灭亲、爱国爱党的精神,但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先把黄文源稳住,把证件秘密上交,等与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商议后再说,但我提议黄正清率部与骑兵团协同进剿的意见未予采纳。只由甘肃省军区派了一个骑兵团,深入甘南藏区追剿。由于地形不熟,情况不明,藏族群众不帮,剿来剿去,剿了一个多月,毫无寸功,人员马匹不断减员,粮尽草绝,只得撤回休整,待机再剿。甘肃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必须走藏族上层领袖人物和藏族路线来解决问题,取消对黄正清的怀疑,又要我亲自动员黄正清出马,出任甘南剿匪司令员。
黄正清回到夏河县,振臂一呼,3天之内就组成了一个约3000人的藏族剿匪团,配合我骑兵团,开往甘南川北广大草地,对马良匪部进行第二次围剿。黄正清以拉卜楞寺主嘉木样呼图克图娘家尧西的身份,向甘南川北藏区所有寺庙的头人发布了合剿马匪的通知。于是,剿匪部队所到之处,藏民头人和臧民群众武装,跑马鸣枪,夹道欢迎,欢呼雷动,还派出精干骑兵随军进剿。黄正清采取了撒下天罗地网,黑明昼夜不停奔袭的战术,使马匪抱头鼠窜,无喘息之机。同时,认真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前后不满一个月,便将叛匪连同匪首马良全部俘虏,西北局将黄正清这一功绩上报中央,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1955年授予黄正清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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