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接着，蒋介石、胡宗南又制定了由南、北、西三面分进合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陕甘宁边区外在了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积极防御、集中主力对付胡宗南”的作战方针，除在三边、绥德地区留有部分兵力外、主力部队集中边区南线备战。8月28日，时任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习仲勋，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文章指出：陕甘宁边区军民和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他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加强战备，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11月13日，习仲勋再次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的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现在已不仅仅是动员，而是到了准备行动的时刻了。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站在自卫战争的最前线，坚决克服太平观念，迅速转入战时生活，把所有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争，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战争动员和战备工作。为适应战时需要，领导机构实行精简，保持精干机动。广大群众坚壁清野，将秋收到场的庄稼，快打快炕快藏。自卫军和游击队进行组织整顿，加紧军事训练。大中学生组织宣传队、战地服务团，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或参加野战医院的救护工作。在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的前夕，边区各地迅速掀起参军参战、准备打仗的热潮，完成规定的各项准备任务。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分两路大举进攻延安。经过7天7夜延安保卫战后，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分为两部分，习仲勋、刘景范等跟随部队上前线，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作战。刘伯渠、马明方等留在后方，领导地方工作。撤离延安后的第二天，我军电台截获了胡宗南的一份电报，得知敌三十一旅将于3月24日到延安以东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与副政委习仲勋研究决定在青化砭附近打一个伏击战。23日，毛主席批准了这一作战方案。彭德怀、习仲勋立即召集各纵队首长，研究作战部署，并到青化砭勘察地形。3月25日，我军在清化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三十一旅3000人。接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我军在撤离延安后的45天内，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万人祝捷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毛主席也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继周恩来、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之后，习仲勋在讲话中号召全边区青年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参加正规军，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提高作战技术，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号召后方工作的同志们，动员男女老少，努力生产，积极参加担架运输和后方勤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前委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反攻问题。习仲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为加强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统一领导，会议还决定习仲勋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仍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
    小河会议后，习仲勋离开部队回到西北局机关驻地子洲县马蹄沟。为配合西北野战军的内线反攻，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奉命东渡黄河，于8月中旬，移驻山西临县沙原村召开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9月23日，贺龙、习仲勋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求在20天内动员两万石细粮和部队所需的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还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经费。贺龙、习仲勋在兴县蔡家崖召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部分领导人联席会议，决定两区财政经费实行统一，以更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沙家店战役后，西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胡宗南部队节节败退，延安以北广大地区已基本收复。10月20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西渡黄河，移驻绥德雷家沟村一带，领导边区人民又开始了土地改革和支持前线的新的斗争。
    对旧的土地制度实行改革，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就已开展。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分布了全国土地会议制订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作出关于在边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工作的决定。义合会议后，各分区和各县迅速进行了土改和整党的试点工作。由于政策的不完善和缺乏土改工作经验等诸多原因，在纠正了土改运动初期的右倾偏向后，又出现了“左”的错误，主要是侵犯一部分中农利益，中小工商业者也受到冲击，在一些地区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
    1947年冬，习仲勋在参加了党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后，即到米脂、绥德、子洲等地，传达会议精神，检查指导各地土改和整党工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研究政策，掌握政策，紧密联系边区工作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纠正土改中把中农搞成富农等“左”的偏向。
    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习仲勋先后3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如实报告边区各地土改普遍发生“左”倾偏差问题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并说明目前正在努力纠正的情况。
    在1月4日的报告中，习仲勋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老区、半老区，其农村土地问题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应按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在经过土地革命，土地问题基本解决的老区，应主要是实行调剂而不是打乱平分。在土地革命不彻底的老区和半老区，应采取对地富所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此意见，毛主席非常重视，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同时，毛主席还提议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到各县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林伯渠、习仲勋到绥德分区，马明方去延属分区，马文瑞去三边、陇东，帮助和指导县区干部和土改工作团，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有错必纠，切实兑现政策，达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老百姓激动地说：“共产党办啥事都认识，错了还赔不是。”在绥德义合，习仲勋带领西北局的同志，及时总结和推广了黄家川村土改工作经验，并将有关材料上报党中央。毛主席阅后非常高兴，指出黄家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全国解放以后，习仲勋长期在中央工作，但他一直惦记着延安人民，多次勉励延安党政领导尽快把延安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他指出：“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这里的经济建设搞得好坏，群众生活的状况如何，对国内国外都有很大影响。”他多次强调，搞好延安的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共产党员和干部中要提倡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就无往而不胜。”我们决不辜负他的殷切期望，发挥延安地方能源优势和文物资源优势，发扬光大延安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加快延安两个文明建设步伐，使昔日延安再度辉煌。

    （米世同、杨海雄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