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领是从实干中学来的”

    1928年，习仲勋在学校读书时，已是共青团员。当时他虽只有15岁，但因参加了学生反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学潮，当局即拿他是问，押送西安关入监狱。在狱中他正式转为共产党员。8月他被保释出狱。这时反动当局正在“围剿”渭华起义军民，通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刘志丹（当时名叫刘景桂）。群众传说刘志丹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虽然敌人撒下了天罗地网，但刘志丹仍然能神出鬼没于敌人营垒之中。习仲勋从敌人的通缉令和保章的字里行间也看出刘志丹是一位非凡的领导者，不禁产生了敬仰之意，更为他的安全担心。
    1932年，习仲勋在甘肃两当举行兵变，失败后到了耀县照金地区。这时刘志丹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习仲勋马上去见他。
    习仲勋对刘志丹说：“我叫习仲勋。”
    刘志丹和他热烈握手，说：“我知道你，年龄小，本事不小，念过初中，又做过庄稼，很会做民众工作。见到你很高兴。”
    习仲勋不大好意思地说：“几次起义都失败了……”
    刘志丹说：“要说失败，我比你失败的次数多得的……失败了再干，失败是成功之母。”
    刘志丹比习仲勋长10岁，谈吐文雅。他的坦诚，一下子消除了习仲勋的敬畏之心，产生了对他的信任，也好像见了久别的兄长，详细地说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期望刘志丹的指导。
    刘志丹说：“人年轻时，理想多，冲劲大，但经历少，没经验，开始难免失败。革命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思想，还要有正确的方针和正确的战略战术。但这些或得到实践中接受检验，符合了实际，就能成功，否则就失败。对失败也不要怕，吃一堑长一智，接受经验教训再干。干的中间，难免又回遇到曲折，只要不灰心，不气馁，百折不挠，坚持干下去，就会取得成功。人的本领是从实干中学来的，本领不能天生就有。”
    正说着，房东一个快一岁的小孩跌跌撞撞地向他俩扑来，一抬腿摔了一跤，张大嘴哭，习仲勋要去扶他，刘志丹说：“不用扶，叫他自己起来。”小家伙一看没人扶，只好自己爬了起来，但走几步又摔了跤，他又爬起来，又摔了一跤，他又爬起来，三步两步扑向刘志丹的怀中。刘志丹把他抱了起来，那小家伙哈哈哈地笑了，好似宣告：“我胜利了！”刘志丹笑着说：“这就是成功之路。”
    刘志丹让习仲勋和他住到一起，向他谈了许多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应该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几个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据地。在敌人进攻面前，互相配合，牵制敌人，你在这儿打我，我在那儿打你；你去打他，我拖你的腿，分散敌人的兵力，瞅准弱点，伺机消灭敌人。这就是古人说的‘狡兔三窟’。这两年我们先后在甘肃的华池地区、三原武字区、旬邑和照金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小块根据地，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很大。特别是武字区和照金这两块根据地，像两把短剑，刺向西安，牵扯了敌人的兵力，对我军在陕北广大地区纵深活动很有利，因而这两年我们不断壮大了起来。”习仲勋一面听一面点头。
    刘志丹又和习仲勋一起深入农村，了解民情，每到一村，见了老人就问候，坐到一堆，从种地说到他们有啥意见。有一次一位老汉说：“辛亥革命了，说民国比清家（清朝）好，其实粮款更重，还不如清家。你们共产党闹事，可要搞得比他们都好才行。”刘志丹忙说：“老伯，你可真是我们的好老师，给我们指明了正路。”为了解决穷人缺口粮问题，他们把七十多个村庄的群众组织起来，选出代表，成立了分粮委员会，命令地主交出多余的粮食，分配给没粮的农民。进一步建立了村政权，成立起游击队。政权建立后，实行土改，分配地主多余的土地，帮助穷人种好庄稼。后来，敌人来进攻，军民团结消灭敌人三百多。习仲勋深感和刘志丹在一起每天都能学到很多实际的有用知识。刘志丹率部队离开时，把自己的特务队（警卫队）交给了习仲勋，说：“这些同志可作为发展游击队的骨干，有了枪杆子，才能巩固政权。”此后在这里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习仲勋曾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党团书记，由一位雇农任主席。习仲勋处处支持他的工作，教给他工作方法，使他在群众中建立起个威信。这位同志工作很努力，他俩很快吸收了一批贫雇农入党，建立了农村支部。对游击队进行了整顿，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纪律，选择了薛家寨为领导机关驻地，建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监狱，使根据地得到巩固。

    到处都结交一批党外朋友

    1932年12月24日，各地游击队发展很快，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这时搞“左”倾的省委常委杜衡来到红军，指责刘志丹在工作中搞的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不懂马列”，彻了他的职，强令红军北上，打通去苏联的“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1933年6月，他又强令南下，说关中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地势险要，搞根据地能功能守。刘志丹劝他不要考感情办事，他反骂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资格讲话”。习仲勋也劝杜衡说：“有志丹同志，才有今天的局面，他稳扎稳打，有一整套办法，他又懂军事，你应该听他的意见。”杜衡骂他：“你黄毛小子懂得什么！山沟能有马列主义，全是鼠目寸光！”结果部队南下到蓝田，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全军覆没。刘志丹等同志化装回到照金，习仲勋知道了，不顾自己不久前为保卫边区，和敌人作战负伤的疼痛，马上去见他。他们紧紧握手，习仲勋眼里冒着泪花，看看刘志丹更瘦了的身体、深陷的眼窝说：“你的处境真难啊！回来了就好，先把身子养好再说。”刘志丹说：“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真叫人痛心。”杜衡在红二团南下途中在三原离开部队跑到西安叛变了。刘志丹说：“搞极端的人，会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一切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怎样对他有利他怎么来。我们队伍中马列主义水平还低，识破不了这种人，使他还能猖狂于一时。”
    习仲勋想起了刘志丹在工作中一系列的正确主张。他主张建立自己的军队，建立根据地，要民主建政，有了政权就要重视教育，发展经济，特别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更是独树一帜。他主张利用一切关系和敌人营垒中的有爱国心、有民主思想的人联系交朋友，争取他们革命或者采取中立态度。刘志丹有一个同学刘保堂是国民党一个旅长，经他联系就拥护共产党，和我们合作到抗战时期（后被土军阀设计杀害，我们后来出兵为他报了仇）。黄龙山有个山大王郭宝珊，刘志丹派人和他联系，把他争取了过来（解放后成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少将）。民政部部长助理杨亟生家是地主，1934年刘志丹到他家乡时，他是中学生，要参加红军，大家说他成份不好不要，刘志丹说：“我的出身也不好，要看他是什么思想。”把他吸收了，以后他工作很不错。办学校，开始缺教员，他主张把老先生请出来，大家说：“老学究，思想旧。”刘志丹说：“先教娃娃认字就行。”（这些人有的后来还成了模范教师）马锡伍原来是“哥老会”一个大爷，也是志丹找他多次谈话，毅然走向革命道路。刘志丹还和边区境外的许多商人联系，叫他们和边区交换货物。凡此种种，习仲勋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以后无论什么时候都注意统战交朋友的工作，他不论到哪里都交有一批党外朋友。在根据地时，他对来边区的商人给以优惠，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领导放足、禁烟、禁赌等工作。西安刚解放时，习仲勋只有36岁，党外的民主人士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习仲勋对他们很尊敬，处处向他们请教。他们的正确意见得到采纳，他们有不正确的意见，也得到耐心解释。这些老人对习仲勋很佩服，说：“习书记（西北局书记）的修养真好。”因而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对推动解放初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一次记者请习仲勋谈统战工作的经验，他说：“我能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志丹同志对我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