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受到极左的迫害

    刘志丹在革命的过程中多次被上级批为“严重右倾”，多次被撤职，但每次整他都没有动摇他的意志，撤职后叫他干啥就干啥，当战士也行，一有机会他就会向有关人员做工作，叫他们不要搞极左的那一套，他用历史的例子、现实的例子向他们作耐心的说服。
    1935年秋，在取得劳山战役胜利之后，突然“左”倾路线执行者给前线有关人员写了密信，要逮捕刘志丹。这封信送到刘志丹手中，他看完信，一个人就去了瓦窑堡，结果被立即逮捕，说他是反革命，说他和杨虎城的一个旅长有书信来往。其实那人是地下党员。刘志丹态度自若，劝他们不要搞“左”的一套。他们却更刘志丹。不久，把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张策、刘景范等都抓了起来。习仲勋在放风时看到刘志丹更加瘦弱的身躯，很想上前和他讲话，刘志丹示意，不要过来，小心他们又打你。习仲勋想起他过去说的话，“最可怕的是暗箭伤人。但这也难免，要经受得起这种考验。”刘志丹不怕遭打，借放风向他们说：“坚持真理，战胜难关。”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坚决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他们因此对习仲勋进行了多次毒打。习仲勋更不示弱，出狱后对人说：“我遇到困难，就想到刘志丹，这时眼前就出现一片光明，就不怕任何磨难了。”

    建设政权  关心群众

    1934年，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刘志丹经常和他一起商谈建政工作。对他说，我们建立了根据地，首先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起码要使人人有饭吃。建立乡村政府，一定要群众把能给大家办事、主持公道的人选出来。有人主张派领导，说群众没文化不会选举。刘志丹说：“原始社会能选举好头人，现在就不能？”习仲勋经常到农村帮助群众犁地、推磨，了解农民的要求。群众最恨旧社会的贪官污吏，边区政府就订了惩处条例；群众最希望办学，就在各乡办起列宁小学。有一次山林起火，大家不在乎，刘志丹给习仲勋说，要组织人快去扑灭，习仲勋马上动员大家上山扑火，他说：“老刘说过，我们这儿天旱，有了森林才能涵养水土。再说，我们是靠森林才发展起来的，才有了根据地。”从此人们都注意防山火了。
    当时张秀山是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习仲勋是政府主席，刘志丹是边区军委主席。但张、习都把刘当领导看，他们对同志说：“志丹同志从来不愿高高在上，1929年，他辞了陕北特委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山区，一个人一个人地联系，一个人一个人地发展，建立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他说自己擅长军事，叫我们担任党政领导，他有意见随时告诉我们。党、政作的决定，他都坚决照办，他说军队不能指挥党、政。就是军队的事，他也要我们一起商量作出决定。”习仲勋、张秀山常说：“志丹同志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兄长和朋友。”

    亲如家人

    在陕北，人人都叫刘志丹为“老刘”，最能说明他和大家的亲切关系。有一次一个新战士也叫“老刘”，习仲勋批评他没礼貌，刘志丹说：“我爱听人叫我老刘。”有一次刘志丹老家来了一个人，一见面就叫刘志丹的小名——“来生”，刘志丹一听高兴地说：“几十年没听人叫我这个名字，好亲切。”刘志丹有一个家门中的比他长一辈的青年来参加红军，他比刘志丹还小几岁，刘志丹一见就说：“三叔你来参加红军，也给咱刘家增光了。”习仲勋说：“你是这样叫他，叫我们咋办？”刘志丹说：“他一参军，就按战士对待。”习仲勋从这些小事中，看出刘志丹办事很讲人情，他以后见了群众中长辈就称呼“干大”、“干妈”，年龄大些的就称“老哥”、“大姐”，小点的就称“老弟”、“大妹子”等。大家都说：“主席一叫人，就叫人心里热乎乎的。”习仲勋对部队的供应也很注意，过年过节，都要想办法弄些好吃的，还要和周围的群众联欢。
    有一次一个老太婆告状，一见习仲勋就跪下，说：“儿子不孝……”习仲勋马上扶起她说：“我就是你的儿，你有啥叫话给我说。”一次在路上碰见一个小伙病倒了，习仲勋把他扶起，送到医院看了病，那小伙事后对人说：“我当他是一个红军，可不知他是主席。”
    1934年春，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刘志丹的父母和妻女都跑到深山。习仲勋知道后，马上派人寻找，把他们接到了根据地。刘志丹从前线回来，看到他自己的家属接来了，就说：“咱们红军现在不能带家属，我怎么能带这个头。”习仲勋说：“他们在白区呆不住，不能一般而论。”刘志丹马上叫妻子到被服厂当工人，父亲送到了亲戚家中，不给公家增加负担。
    习仲勋衣服破了一补再补，刘志丹夫人同桂荣见了，给他用自己买的布做了一件棉衣，缝好后用板压着，自己坐在上面往平的压。习仲勋见了说：“嫂子，能穿就行了，不要费心。”同桂荣说：“我给你这漂亮小伙子要缝得漂亮些才行！”习仲勋说：“我一钻山沟又破了。”同桂荣说：“这布结实。”习仲勋见了刘志丹的父亲，就叫“老干大”，问好问安，老人逢人便说：“仲勋是个好共产党员。”习仲勋对自己处处要求严格，虽当主席，待遇和战士一样，他的这个作风一直延续了一生。汽车从不让家属用，请客不让家属去，住宅不让修理。吃饭是关中老百姓的家常饭，有时还用来请客。他“文革”后调广东工作，除了生活秘书外，不带一个干部。他常说：“我这样习惯了。”

    遇事冷静  委曲求全

    1936年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刘志丹对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习仲勋听了，脑海如同巨浪在翻腾，对刘志丹说：“人只要没有个人主义，什么错误都好改，都能改。你说的话我一定告诉大家。”又说：“你出狱后，身体还没恢复，中央就任命你为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东征抗日北路军总指挥等职。你夜以继日地忙着各方面的工作，应该好好休息几天，等身体好些再走。”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革命，而或是有“严重右倾”。可是刘志丹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戴这样的帽子已有多次。习仲勋很为难地对刘志丹表示，应该把问题再进一步搞清楚，不然不公正。刘志丹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习仲勋听了更为感动，心里想，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习仲勋从刘志丹的实践中，认识到在革命内部，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出“左”右偏差最好，但如“左”了比“右”还可怕，他认为“右”了无非是把事情未作或作得少，这以后还可再作。而一“左”，轻则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重则死同志，死群众，一片恐怖，这对革命损失太大了。因此他在以后的工作中都采取谨慎态度。他也因此而被批为“革命不彻底”，但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在老同志中，都知道刘志丹的亲密战友习仲勋、王世泰、张秀山、刘景范等都很有耐性，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和曲折，都能冷静对待，委曲求全，这和他们受到刘志丹的直接教诲是分不开的。
    刘志丹在走前告诉自己的战友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刘志丹不幸在抗日前线牺牲的消息传来后，正在环县随军西征的习仲勋心情很难过，他向同志们说：“志丹同志的心里，只有人民，只有国家，只有党，他短暂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受尽了煎熬，却没有一个怨字，这是人之楷模啊！”
    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习仲勋心中，他一生都在向这位老大哥学习。他每次见了刘志丹夫人和他的女儿都要说：“志丹虽然没有留下一针一线，但他的精神是国家的一份宝贵遗产。”
    习仲勋在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西北局书记时，每到一地，如果是刘志丹曾在这里战斗或生活过，他都要向干部群众讲刘志丹在这儿的事迹，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刘志丹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让人们吃水不忘掘井人。

    （刘力贞：刘志丹之女、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光：刘志丹女婿、《陕西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