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多种途径，为迎接西北解放准备大批干部

    西北党的建设与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从那时到1948年3月，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公13个年头。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央和毛主席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党的建设政策。因此，西北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靠近中央，经常能获得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中央讨论西北的工作问题时，经常吸收西北局的常委参加。中央指定任弼时同志分管西北局工作。西北局一些重要会议他都出席。西北局制定一些重要文件可以得到中央的及时指导和帮助。有时西北局对中央的指示提出某些变通办法，能及时得到中央的认可，这对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事实上，边区当年只有150万人口，要负责保障几万军队、机关干部和广大学习的生活需要，要巩固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指出：党的建设首先要着重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首位。党的建设必须服从党的总路线，在当时要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服务，要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坚决把边区建设成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其次，把大力培养大批干部，满足边区及全国的需要当作党建的另一重要任务。为此，我们狠抓了干部教育，努力办好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党校），仲勋同志和我都先后任过校长。我们办了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行政干部和民族干部。为了边区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医药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专业学校，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还在各个分区办了师范和中学，初步形成了革命教育的网络。西北党校和它的前身边区党校从1937年到1945年为西北培养了干部四千二百多人，边区的7所中学中都设有地方干部班，先后共有53个，到1945年累计调出三千多人充实了边区干部队伍，这是边区工作取得成绩的一项保证。再次，我们努力加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边区当年党员并不多，一般地占人口的2%左右，但战斗力强，模范带头作用大。据“七大”前夕统计，当时延属地委辖10个县委，有党员16628人；绥德地委辖6个县委，有党员10514人；陇东地委辖6个县委，有党员5051人，关中地委辖4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区委，有党员3131人；三边地区共有党员4021人；边区机关共有党员2850人；以上总计42195人。由于采取了支部建在基层的方针，党员在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征粮扩兵、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保卫等方面的工作中，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这些任务的胜利完成。直到1948年结合新式整军运动进行整党。西北局发出了“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党员才增加了一倍，达到占人口的5%左右。可见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首先不在党员的数量多，而在于质量要高。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动员干部作好支前工作，组织地下党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陕甘等省的地下党在动员学生参加革命、参加解放军、组织群众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策动民团起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如西府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政府参加了钳制和打击胡宗南的战争。
    最严峻的任务是为迎接西北解放准备大量干部。这曾经是西北压倒一切的大事。陕甘宁边区只有23个县，干部的数量质量都很有限，要满足干部班子的需要，是极其光荣而繁重的任务。我们大力培养干部，扩充干部来源，加速培养和选拔。据统计，先后从边区抽调约1万左右的干部，从晋绥地区和晋南地区抽调约二千多干部（当时晋绥分居归西北局领导）。陕西、甘肃的地下党，新疆的三区革命出了一批干部。他们中大多树人艰苦奋斗，不辞劳苦，很快同新区人民结合，开创了局面。但是还深感不足，人手不敷分配，干部素质需要提高。于是西北局还采取了以下重要方针和措施：
    （一）派能力强、威望高的同志担任省级领导。例如陕西由马明方、张邦英、西安由赵伯平、方仲如，新疆由王震、王恩茂，甘肃由张德生、孙作宾，青海由张仲良、赵寿山，宁夏由潘自力、朱敏分别主持全面工作。他们不但由威信，而且多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由经验、有组织能力，到达岗位后，很快组织起了领导班子，稳定了当地的局面。
    （二）大力提高在职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各级组织中增设了副职，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特别注意培养了民族干部。
    （三）积极培养、提拔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扩大党校，创办“革命大学”。一边战斗，一边培训干部。为了加大培训干部的力度，仲勋同志和西北局的常委都曾在这些学校里讲过课。
    （四）把军队变成为工作队，这也是地方干部的来源之一。把军队中的一些骨干留在新解放的广大地区，让他们转业改做地方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有不少原来在部队工作的同志，后来都成了西北各地各级党政的主要领导干部。
    （五）认真加强新区党的建设。在新区开展的各种工作中特别是土改中考察、了解培养对象，积极而又稳妥地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据统计，陕西省1949年有基层党组织2947个，到1953年已达到6797个，增长1.28倍；1949年有党员64861人，到1953年达到114590人，增长76%；干部人数也由1949年的63479人，增长到121964人，增长近一倍。由于采取了积极而又稳妥的方针，西北各省在1953年就都基本上实现了乡乡建有党支部，区、镇有党委，有效地领导了解放初期西北各地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
    （六）西北局和仲勋同志重视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之间、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以及党内干部和党外干部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求地方干部对军队干部，老区来的干部对新解放区当地的干部、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干部，党内干部对党外干部，有功劳的干部对犯有错误的干部等等，都要尊重、爱护和关怀，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正是由于西北局和仲勋同志坚持这些原则，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的区域中，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七）西北局对干部的教育，坚持强调“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宗旨。仲勋同志提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做“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我们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只有通过人民，我们的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革命中的“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全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前仆后继、艰难的革命斗争所建立的全西北人民民主政权胜利诞生。这个胜利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彭德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贺龙、习仲勋指挥的西北军区部队，同时还由于西北局坚决贯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各省党政领导同志齐心合力，和各级干部切实依靠群众，共同努力，仲勋同志当时代表西北局号召大家“要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接着即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斗争。
    我们强调要对干部进行经常的培训，同时也强调干部的自觉学习和自我教育。要求大家时时要按刘少奇同志讲到的“党员八条标准”约束自己，不断提高自己。县以上干部要认真读书，扎扎实实学好毛主席号召学习的12本《干部必读》。实践证明，这是提高干部觉悟的有效途径。正是在这种严格要求下，西北的许多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仲勋同志有个很好的说法：“领导机关重视并真正做好了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就解决了十分之九了。”现在有的干部借口“没有时间”读书，其实这是对读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马文瑞：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