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几天，习老游览了北京市容，故地重游了中南海，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与老战友老同志叙旧，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直到10月9日返回深圳。

    1949年习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的出席，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习老常常提起，他对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习老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传”。他性格耿直，一辈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作风清廉，从不骄纵家人。习近平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回家看望习老，都是毕恭毕敬站在一边，直到习老发话他才会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评价习近平“平实低调，谦和大气”，这也是习家家风的体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习老的夫人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很远，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点钟了，当时近平的弟弟远平还在哺乳期，没有一天不饿得嗷嗷大哭，但即使这样，习老也没为夫人换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后来，为了让齐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学习，习老硬是让小女儿安安靠吃奶粉长大。

    习家的孩子从小家教甚严，众所周知。用习近平的话说，“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孩子们的衣服从来就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为不肯穿姐姐桥桥的花衣裳急哭了，习老出面救急，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再让他穿。

    在齐心阿姨看来，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忽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年纪很小，穿得也很破，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两个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说找到父亲就来还钱。近平推脱不过，就留了地址。后来，这两个小姑娘还真拿着钱找来了，一看近平是县委书记，很紧张，近平赶紧好言安慰，最后不仅没要她们的车票钱，还又给了她们一笔回家的路费。

    早在1939年习老主政陕北根据地时，某些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老听到后立刻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在摆正位置、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完全秉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风务实，不喜欢发表政治宣言。

    如今，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老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他是陕北人嘛。现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愿，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

    文章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1期 俞惠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曾于1996年至2002年担任习仲勋秘书）/口述 龙飞 晶晶/采访并整理 原题为《最后一任秘书眼中的习仲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