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

    “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此语并非过实。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2350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 方针进行。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 一个代表。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确实如是。

    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而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相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他们民族的拯救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习仲勋卧病期间，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这是数十年间合作共事中逐渐凝聚的情谊。黄正清最为感动的是习仲勋对他的信任无疑。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策动已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使马良能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

    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黄正清受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司令员张达志、政委黄维嵩、副司令有朱声达、徐国珍)。

    黄正清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他话别。

    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湾国民党施行诡计之际，共产党领导能够如此这般的信任不疑，岂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

    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下来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都在马良手里。

    习仲勋对黄正清宽慰地说：“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中正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颗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朱侠夫转至西北军政委员会。

    他称誉喜饶嘉措为三爱大师：爱党、爱国、爱佛教。

    习仲勋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活佛、喇嘛、主教、阿訇等礼贤下士，交往甚广。诸如十世班禅大师、外逃前的达赖喇嘛、以及鲍尔汉、马腾霭、达里扎亚等，都是他的座上嘉宾。

    （责任编辑：致中)
    （此材料由习仲勋前秘书田方、范新民、张志功和曹振中提供)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1期）
    （汤洛女婿魏德运推荐本网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