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宁夏的盐池，陕北的定边、靖边、吴旗等地担任游击队长、县委副书记、书记时，就经常听到习仲勋同志的大名，那时他已是名扬长城内外的陕甘边区领导人，所以心里一直非常敬仰他。真正见到这位老领导，那已是1951年的事了。1951年，西北青年团工委在西安召开第一届青年团代表大会，那时我任青年团宁夏省委书记，会议期间，有幸受邀参加了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接见，他对青年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再次见到习老时，已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事了。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二大，那时他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期间，中央领导接见与会代表，当我紧紧握住仲勋同志双手的那一刻，十几年的委屈，十几年的期待顿时涌上心头，百感交集。当我正准备问候老领导的时候，仲勋同志微笑着先开口了，他说：“子奇同志，我可早就知道你了，13岁时陕甘边区的小红军，‘左倾’路线的受害者呀……”仲勋同志短短的几句话，将一位老领导对部属的关爱、痛惜和期望尽含其中，令我更加敬重和钦佩。十二大以后，因工作需要，我和仲勋同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几乎每次去北京，我都要去看望这位伟大、宽厚、睿智的老领导。

    仲勋同志对我非常关心，这种关心是伟大的、深情的，因为这种关心不仅仅体现的是老领导对部属的关心，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甘肃人民的特殊情感。我的理解是，他老人家是想把对甘肃人民的关怀通过我去表达、去转达、去实现。他曾深情地对我说：“陕甘边区时期，那里的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太大了。现在的老百姓有什么大事？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孩子上学问题、看病问题，这就是大事，得一件件地解决好。”

    1983年初，中央委托习仲勋同志解决甘肃省委领导班子组成问题。在此之前，中央已派肖华同志对甘肃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考察，但是因为各方面意见分歧比较大而没有形成共识。中央通知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处的11位领导同志进京，习仲勋同志逐一谈话征求意见，并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省委班子组成人选，拟由我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在任职谈话时，我对仲勋同志讲，还是让我在行政岗位上熟悉、锻炼一段时间再说，但仲勋同志坚持让我出任此职，并及时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中央迅速同意了仲勋同志的意见。1983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我为甘肃省委书记。那时，仲勋同志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我在惊异他对甘肃的情况之熟悉，对甘肃的认识之深刻的同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仲勋同志对甘肃大地、甘肃人民的特殊情感。他说：“你们一定要带领2000万甘肃人民，把甘肃的事情办好。不要自卑，要看到自己的优势，玉门油田、白银公司、金川公司、兰炼、兰化、酒钢都曾给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展，一定要好好研究，为老百姓办实事，把甘肃的工作抓上去。”

    1985年，仲勋同志提议调我到中央工作，当仲勋同志向耀邦同志汇报时，耀邦同志说：甘肃这几年工作势头不错，但还刚刚起步，甘肃还很苦，让子奇同志在甘肃再干两年，巩固一下……

    1993年以后，仲勋同志长期在深圳休养，我还是坚持每年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直到他2002年5月去世。2005年5月，“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仲勋同志的家乡陕西富平县落成，我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与各界人士一道，参加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兄长的纪念活动。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习仲勋同志以他的一生实践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今年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在我90岁高龄之时深深地缅怀习仲勋同志，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以总结历史经验、着眼未来发展为基础，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汲取革命战争年代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胆魄、勇气、毅力、人格和精神，继承他们那种无私无畏、舍生忘死、襟怀坦白、大气凛然、不计名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战，用心踏实做好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件事。今天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更应该以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楷模，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仲勋同志，陕甘宁边区人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