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5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习仲勋同志，这位长期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令人尊敬的兄长，他那以人民为本、甘为民仆的执政风格，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以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襟怀坦荡、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他的音容笑貌、卓越功勋和人格魅力，时刻萦绕在我心头，激起我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坎坎坷坷，但轰轰烈烈。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出生于陕西富平，长我10岁，参加革命早我10年。13岁就参加革命的他，在15岁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坐牢，在狱中英勇不屈，领导狱中斗争，转为正式党员。其后，又受命于危难，到国民党驻军中开展兵运工作，18岁在甘肃两当组织发动兵变，打响了甘肃国统区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影响巨大。不但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也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早在1931年起就与仲勋同志一起战斗的王世泰同志(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和我回忆往事时说：“两当兵变是在仲勋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搞起的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两当兵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同代人中，他谋略过人，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仲勋同志20岁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参与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会师陕甘苏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9月，22岁的他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解决了肃反问题，仲勋同志又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中共关中地委书记、游击队政委、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和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副政委和政委，同彭德怀、贺龙同志一道领导指挥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事，可谓能文能武，身经百战，屡建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点将，仲勋同志重新主持西北工作。在此期间，面对西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反动势力猖獗、叛乱事件迭起的严峻现实，仲勋同志不辜负人民的重托，用历史的眼光很快找出了西北问题的症结所在，创造性地把民族统战工作摆在了突出位置。仲勋同志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把党的统战思想运用到西北特殊的统战实践中，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平息了多起叛乱事件，团结了一批少数民族人士，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对民族统战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赢得了西北各民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后来，仲勋同志又奉调中央担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长期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国政民事，事必躬亲，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然而，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1962年8月因一部《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文革”结束后，历史再次把习老推到时代潮头担当重任。当时的中国创伤累累，百废待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年已65岁的他又一次临危受命，主政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仲勋同志几经坎坷，身陷磨难和错误路线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改，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突显出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崇高气节。

    习仲勋同志对陇原大地和甘肃人民有着特殊的情感。我从1954年起就一直在甘肃工作，在甘肃历史发展的丰碑上，在庆阳老区群众的口碑中，我看到和听到关于习仲勋同志的感人事迹实在是太多了。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仲勋同志到长武县国民党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1932年4月，他亲自组织指挥发动两当兵变。之后，和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陕甘边区创造性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创建并巩固扩大了南梁革命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改编后的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1930年起到1952年，20多年的岁月，仲勋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长期转战于陕甘宁边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有一次我去环县调研，当地群众给我讲述了不少关于习仲勋同志的故事。有一天，习书记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贫协主席)一块下乡工作，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书记就硬把苟广德给背了起来，走了两里多路程。有一次，县委的通讯员狗娃拉痢疾病倒了，习书记亲自给他抓药并熬煎让他服用，把狗娃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当时，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子，有人提议能否求求习书记，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书记，习书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很快地写出了一大四小的五副对子，有趣的是，洞房的门上，他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潜字联”。就是这样，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等评价很快传扬开来，许多群众积极主动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

    甘肃人民忘不了仲勋同志，仲勋同志也一直心系着这里的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仲勋同志虽然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在百忙之中，他依然经常关心、关注着甘肃的建设和发展，惦记着庆阳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牵挂着环县的脱贫致富。每当有老区的干部、群众到了北京，他都抽出时间会见、会谈。凡是汇报到老区工作和建设方面的事情，他都要认真地倾听和过问。1958年冬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来甘肃调研，鼓励甘肃的同志“要艰苦奋斗、坚持苦干，为甘肃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1984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甘肃定西地区调研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仲勋同志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是理论结合实际，经过认真分析论证之后提出的好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也是可行的，请子奇、光毅同志参阅，并制定出规划，提出具体措施，分期实施”。看到习仲勋同志的批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在充分认清省情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思广益、锐意改革，逐步理清和形成了全省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三条路”的陇原发展战略方针，即“有水的地方走水路”，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发展高产农田；“没水的地方走旱路”，兴修梯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水旱路都走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组织劳务输出，开展移民搬迁活动。并重点建设河西走廊、沿黄灌区、陇东三大粮仓。我们还提出了符合甘肃中部地区实际的“三年停止植被破坏，五年解决温饱，十年粮食过关”的奋斗目标，广为种草种树，大搞小流域治理，努力改变生态环境。由于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甘肃农业连续实现8个丰收年。听到甘肃人民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消息后，仲勋同志非常高兴。

    1993年后，习仲勋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但他只要听到甘肃的建设和发展情况都特别的兴奋，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要问一遍：“兰州建设得怎么样？庆阳老区的情况怎样？”2000年6月，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偕子女代表习老专程来到环县，走访了习老当年在曲子、洪德等工作过的地方，与老同志、老房东们座谈、合影、问长问短，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1年7月，我又一次到庆阳看望老区人民，并参观了南梁革命纪念馆。凝望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领导的珍贵照片和历史遗物，我仿佛又回到了浴血奋战求解放的陕甘边区年代。面对着南梁革命纪念碑，我默默地说：“先烈们，安息吧！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老区人民会永远记着你们的丰功伟绩。”今天的南梁已拥有了“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肃省国防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多项殊荣。市县大力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甘肃人民、庆阳老区人民以今天和谐幸福的生活告慰着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先驱。

    习仲勋同志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早年与习仲勋同志一起战斗过的王世泰、马文瑞、黄罗斌等老同志的回忆中，我听过很多关于仲勋同志热爱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这些事迹也在庆阳、西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

    在与反动派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从多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红军领导人意识到：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同志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即南梁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并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前线，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制订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与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他常常教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一定得要牢记我们的使命，工作中，我们要一切服从党的领导，不拈轻怕重，不躲奸溜滑；生活中，要关心集体、关心他人，联系同志，时刻不忘人民的要求，让根据地人民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并努力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参政权，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系列的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南梁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文瑞同志(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曾回忆习仲勋同志时说：仲勋同志提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做“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他说：“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党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只有通过人民，我们的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革命中的“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

    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这种扎实的工作作风，以民为先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群众工作的行家，为建立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习仲勋同志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还曾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0年1月20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刚刚过了百日之际，《群众日报》《人民日报》先后以《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为题，发表了介绍习仲勋同志革命经历和优秀品质的文章。也正是因为仲勋同志这种质朴、亲民、务实的工作作风，使他在百年之后还被广大人民群众无限怀念和颂扬。

    习仲勋同志是坚持真理的楷模。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仲勋同志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计个人安危，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形势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时期召开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时年只有20岁的习仲勋同志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在刘志丹等红26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面对资历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见，旗帜鲜明地主张成立新的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仲勋同志的意见，对会议最后形成正确的决策至关重要，显示出了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华。

    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土地改革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面对风靡一时的康生晋绥土改“经验”，仲勋同志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他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内三次上书毛泽东，直言反“左”。毛泽东非常重视习仲勋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两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在“左”倾大潮汹涌并且颇有来头之时，敢于倡言反对，是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负责、担当和奉献精神的，这也深刻地展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志向、大胸怀、大境界！

    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信念还表现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仲勋同志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广东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仲勋同志是最先公开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在全国，他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仲勋同志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胸怀全局、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大无畏精神。

    习仲勋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领导、兄长。也许是因为我们俩都是13岁就参加了革命的“小红军”，在陕甘边区年代有过共同而难忘的战斗岁月，都曾在甘肃有过艰辛的革命历程，更是因为都有10余年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经历，我们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回忆不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