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全国人民刚刚度过“十一”长假，庆祝新中国成立64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山川秀美的两当，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作为革命前辈的后代，我首先对甘肃省委、省政府对这次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向所有参加过两当兵变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代表母亲齐心同志，向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有关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兰州军区和上海市委、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陕甘两省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组织的省份，两省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不畏白色恐怖，置生死于度外，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两省的统治。其中，两当兵变就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军事斗争行动。

    两当兵变体现了革命前辈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我的父亲习仲勋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敢地投入了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12岁入团，14岁在狱中入党，因年纪小投身革命，被当地群众称为“都村三杰”之一。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他，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受党组织委派，到陕西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他机警干练，讲究策略，同先期进入这支部队的其他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后担任营党委书记，肩负起了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1932年4月2日，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在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协助下，营党委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将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他任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千里转战，计划与刘志丹部会合。但在东进途中，遭敌重重围堵，多次激战，损失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此后的几十年当中，父亲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两当兵变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其意义深远。

    两当兵变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醒。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动的一次军事斗争行动。以此为起点，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这些兵变部队有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有的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有的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集结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当兵变积累了陕甘军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正是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也是我父亲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以这次事件为标志，他由一位党员积极分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中，父亲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梁的荔园堡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武装斗争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子，实行“狡兔三窟”的战术，三大游击区相互依托，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和守退兼备的生存发展方式；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向西北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贺龙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转战西北战场，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当兵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的骨干分子。1929年至1931年，中共陕西省委曾先后派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吕剑人、刘书林等同志到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这些先辈们，根据部队实际，谨慎细致地开展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先后发展了左文辉、许天杰等30多名党员，并在连队建立起了三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推荐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进步思想的士兵担任连、排职务。这些骨干分子，不仅在兵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显示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刘林圃同志后来在西安被捕并英勇就义，刘志丹同志为他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挽联；李特生同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兰州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吕剑人、许天杰被捕入狱后，不屈不挠，直到西安事变后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更多的党员骨干如左文辉、石文杰等则分别在各地寻找到党组织或重新加入到红军的行列，继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一年，父亲见到了张邦英伯伯，风趣地说：“邦英呀，那时你我都在白军做兵运工作，互相间打了无数次仗，到最后才知道有两次战斗是你我各自指挥白军部队刀兵相见，结果谁也没打死谁。如今，我们都是80岁老人了，万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