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区统战的旗帜——为我所用

    在陕甘苏区建设问题上，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保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统战”这个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时，习仲勋自觉的把握了统战的本质，奠定了我党统战工作的基础。

    面对各种武装力量政治成分复杂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

    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民团班长王占奎，出身贫苦家庭，14岁起给地主扛长工，备受剥削和凌辱。民团训练残酷，百般虐待，壮丁不堪忍受。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晚，王富贵带领暴动队伍来到陕北红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受到了红军的热情欢迎，被收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王富贵任连长。唐青山，是个江湖武夫出身，在西华池结交义士侠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多次考验，刘志丹接收了他的民团，任命他为四营营长。

    联系倾向革命的民团。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取沙秉彦。沙秉彦原是个佃农，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聚集穷哥们，劫打富户，占山为王。后被宜君县民团收编，沙秉彦被委任为中队长，长期驻守在马栏街。经边区特委和政府派人反复谈话，耐心说服，沙秉彦最终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典型的事例就是劝阻国民党地方民团徐文德。1933年，徐文德带领正宁县民团一个中队驻防刘家店，对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刘志丹、习仲勋派人去做徐文德的转化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互不侵犯，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徐文德自动脱离民团经商去了。另一个事例就是说服刘希坤。刘希坤当时是正宁山河民团的团总，刘志丹、习仲勋派刘希坤的表亲郭廷藩去做工作，其反动情绪大大减弱了，最终辞去团总职务去彬县行医了。

    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对一时不明白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十分尊重他们，首先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大家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但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1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发展到18个大队。

    三．抗日政权的奠基——三三雏形

    “三三制”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壮大了抗日力量。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9月，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1937年7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完善。

    1939年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5月，兼任新正县县长。在当时，县只有参议会，乡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习仲勋以其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成功的统战经验引起中央的高度观注，11月，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代表大会，当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其实，习仲勋的统战经验就是原陕甘苏区群众路线的继续。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结合西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经验，早已有了“三三制”的雏形，只是没有这样称谓。经过中央的总结，1940年初，“三三制”正式提出，首先在延安县中区五乡试行，效果非常好。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

    3月6日，毛泽东在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等分别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三三制”政策进一步予以总结和完善，并被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鄜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试点工作，这些地方先后选举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

    1943年2月，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分区施行“三三”制的原则，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整党和审干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发现、培养了劳模刘玉厚，树立了郝家桥模范村等典型。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这就证明了原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群众路线的正确性。

    四．民主团结的力作——防左纠偏

    习仲勋对事物的观察力十分敏锐，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于缺少经验，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国土地会议对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试点中严重的“左”倾向，不仅未予纠正，反而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虽然允许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

    11月1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边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会议在制定具体土改方案时，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没有把边区里老区(约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约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也没有明确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更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

    会议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义合会议的与会者对土改中“左”的倾向可能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习仲勋在会议强调“不要乱杀人！”成了一句空话，这个精神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

    义合会议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习仲勋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

    在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深受感动，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做法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提高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信。
 
    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致信党中央，就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实事求是的作了汇报，对土改中有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改正建议。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列举了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同日，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此后再没发生严重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

    五．刚柔相济的巧为——稳定新疆

    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也是中国民族成份最复杂的省区。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艰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政治局势严重恶化。三区革命时，被杀汉回民众达十万人。

    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继而解放甘肃全境。经过张治中从中斡旋，新疆的国民革命军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汉等宣布起义，脱离广州临时国民政府。9月25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解放乌鲁木齐。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0年3月，蒋介石为了破坏新疆的稳定，委任新疆巨匪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武装匪徒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乌斯满匪帮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杀人，煽动民族对立，破坏民族团结，严重的危害了西北的社会秩序，极大的威胁着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稳定西北的局势，鉴于新疆、西藏的实际情况，中央和西北局指示两地的土改工作暂缓，等条件成熟后再搞。但新疆区党委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反而擅自提前进行土改，并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土匪和敌特趁机造谣污蔑，攻击我党的民族政策，制造分裂，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乌斯满叛乱，加上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重叠在一起，使本来就非常复杂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950年乌斯满叛乱集团的另一头目贾尼木汉被捕。在接到曾经主政新疆的张治中来信后，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致电新疆要求把贾尼木汉与乌斯满区别对待。要注意运用统战政策，争取并利用贾尼木汉来瓦解乌斯满残部，稳定已经归顺的部落，真正孤立极端反动的乌斯满集团；同时尽量争取、挽救被诱骗和裹胁的群众。

    1952年7月，习仲勋奉毛泽东命令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在解决民族纠纷的过程中，习仲勋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意见后来被政务院通过的有关法规政策所吸取，比如《关于保障一切散杂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习仲勋更进一步推动立法，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巩固民族团结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由于经济、政治和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形势严峻。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殃及无辜，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

    习仲勋眼光敏锐，最早关注疆藏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稳定西北、开发西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