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受监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在群众场合多次点名诬陷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李建彤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煽动红卫兵到处揪斗与小说有关的同志。当时，洛阳的学校、厂矿和机关的红卫兵学生和职工群众，都相继卷入了这场政治大风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遍地开花，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起来，生产陷入停顿状态。习仲勋对厂里职工群众进行的“四大” 保持缄默，没有介入，每天照常去车间上班。1967年1月3日，大约在晚上11、12点钟，从西安来洛矿的西北大学的十几名红卫兵学生和几名老师，突然闯入习仲勋的宿舍。当时，他正在看书，尚未休息，见到几个不速之客围住了自己，感到十分吃惊。随后，红卫兵把他带回西安，关在西北大学。就在这个月，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评周扬的两面派》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小说”，诬陷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红卫兵据此对习仲勋进行了长期残酷的批斗。2月17日，习仲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这样发展下去，局面会不可收拾。红卫兵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画成百丑图，这是自己给自己抹黑。他还说，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也还是要党的领导，不能任其自流。后来，当周总理得知习仲勋被揪斗的情况时，立即进行了严肃批评。随后下令将习仲勋接到陕西省军区监护起来。4月5日，习仲勋的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又给周总理写信。1968年1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用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

    在监护期间，习仲勋被关在监狱的一间屋里，断绝了与他人的接触，甚至连直系亲属也见不到。1973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给周总理写信，要求探望自己的丈夫。一天，专案组的人忽然把习仲勋带到城内一个地方，他猛地看见齐心和孩子们坐在那里，愣住了。当齐心告诉他，这次家属能来探望，是经过周总理批准的。他听后心情十分激动，看到面前的亲人和长大了的孩子，更是悲喜交加，顿时泪眼模糊了。

    1974年12月21日，毛主席对《刘志丹》案作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但康生一伙并未立即执行。直到1975年5月17日，专案组人员突然通知习仲勋可向毛主席写一封短信，“最多不超过四页，越少越好。”并指明要写的几个问题。他在当天就写好了信，交给专案组人员转呈毛主席。事隔两天，专案组负责人向习仲勋宣布：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并讲明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从此，习仲勋被解除了监护，离开监狱。

    下放洛阳耐火材料厂

    习仲勋被解除监护后，专案组人员宣布党中央让他“换个环境，休息养病”。1975年5月22日，习仲勋由河南省委组织部的两位处长陪同，第二次来到河南洛阳，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当时这个厂的生产几乎陷于瘫痪。

    习仲勋到洛耐后住的是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夏天热，冬天冷，周围环境很不安静，职工群众知道后非常气愤，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位老干部。但他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有一次他邀请几位邻居到家里吃饭。有位工人不慎将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他立即弯腰捡起来剥掉皮后放到嘴里吃了。他生炉子，从来不浪费一块煤。他对工人说，这一块煤值不了几个钱，但这是煤矿工人用辛勤的双手采掘出来的，你将它浪费了，社会上就要少一些财富。

    习仲勋在这里住了近3年时间。他的革命意志坚定，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他经常对工人们说，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实现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了。他们是无名英雄。我能够活到今天，那时候连想也没想过。我在1935年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路线整得差一点被杀，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62年，我因《刘志丹》小说被打成“反党分子”，被审查了三年，1965年底，分配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了副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又送回北京监护坐牢七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六十多岁了，但我绝不能白白地死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习仲勋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尊敬。他对工人经常提起这两位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他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地过来的；抗日战争，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解放战争，还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打败蒋介石的。1957年前，我们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好。他又说，当然，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也有错误。谈到周总理时，他说，总理真是肝胆相照，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为人民。我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期间，经常和总理在一起工作、开会。他的精力充沛，常常从白天干到深夜，困极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又起来干到黎明。有几次总理开会到深夜，见我有些倦意，就告诉我明天不要来了，好好休息一下。总理时时刻刻关心着他人，唯独忘记了他自己。古今中外，这样的好总理真是难得啊！
1975年8月底，专案组人员带着一份审查结论草稿，来到洛阳征求习仲勋的意见，再次讲明：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习仲勋认为审查结论草稿中有两段文字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主观推断，所以不能同意，并明确表示：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此后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习仲勋的组织生活仍未恢复，审查结论也再无人过问。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习仲勋听到广播后，马上和齐心一起写了一封唁电，表示深切地哀悼，并对不能亲临吊唁，深感遗憾。别人劝他不要这样写，他说不这样写，老干部不会理解，除非再把他关起来，总理逝世怎能不悼念。1月9日，这份唁电发给治丧委员会邓小平同志转邓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