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毛泽东开始指挥千军万马。

    但他的复出，却不是“一战封神”。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失利了。

    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听一曲不足以知音。土城失利引发的四渡赤水，使毛泽东获得“用兵如神”的美誉。他自己后来也说，四渡赤水是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部署40万兵力，四面合围，企图将只有3万多兵力的中央红军，围歼于川黔滇交界的狭小区域。从1月19日离开贵州北部遵义，到5月9日从云南北边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最南端，从而摆脱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是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截惊心动魄的110天，也是考验毛泽东到底“行不行”的110天，更是红军官兵最终“信不信”毛泽东的110天。毛泽东再次证明自己，是从四渡赤水开始的。

    要把四渡赤水的过程讲清楚很难。如果你手头有地图，你会看到，南北流向的赤水河，就在贵州的西北角和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四渡赤水，就是红军穿插于几十万敌军的缝隙之间，在赤水河东西两岸“莫名其妙”地来回跑了四趟，搞得国民党军队有些晕头晕脑。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打算从赤水河东岸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往北渡过长江到四川去，结果，在土城遭川军阻击，由于情报失误，敌人越打越多。这一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御林军”的陈赓干部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至于此？

    如果按湘江战役的打法，牺牲再多，也要死打硬拼冲过去按原定计划北渡长江。可毛泽东偏不！他盯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和南边都有敌人，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保存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

    精彩的故事，就发生在被迫一渡之后。

    红军进入云南的扎西地区，可还没站稳脚跟，北边的川军和南边的滇军对冲夹击而来。怎样才能冲出重围呢？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现在南北都有敌人夹击，再往西还有敌人在堵截，他们的劲儿都铆得足足的，都认定我们定然会往西进，去抢渡横江、金沙江！回看东边近处，有一个不经打的王家烈黔军，且毫无准备。何不掉头杀个回马枪，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这不是走回头路么，何况红军官兵也没有心理准备！只要能够掌握战场主动，走回头路算什么，我军没有心理准备，那更好，敌军岂不是更没有准备。只要行动迅速，出其不意，或可腾挪出生存空间。有人说，这就像踢足球，对方看你带球向球门冲去，自然要迅速跑位在前面和左右两侧堵绊，想不到你却突然掉头回冲，先让对方傻一傻眼再说。

    这个建议让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从被动转入主动，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大家同意后，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威信，赶往川黔交界的太平渡和二郎滩东渡赤水。这就是二渡赤水。

    二渡赤水后的红军，在遵义附近的娄山关打了一场硬仗，干掉黔军的有生力量，还把不明就里的国民党中央军一口气往南赶回到乌江对岸。这是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红军再次进入遵义城，回到了一个月前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地方。

    这番操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判断，红军西去东返的目的，无非是想着法子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3月2日蒋介石“临时变更行程启程赴川”坐镇指挥。这时候，他已经知道红军打仗的风格和此前大不一样，红军的指挥者换了人，毛泽东显然重掌兵权，从井冈山开始的“朱毛”红军的打法又回来了。

    蒋介石谨慎起来，于是，他再搬故伎，决定把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结合起来，像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那样，四面围困红军，然后把红军聚歼于遵义和鸭溪地区。这招看起来还真的有些管用。为了调敌，毛泽东让红军攻打鲁班场国民党中央军，可对方硬是坚守不出，决不出来野战，反正我就堵在这里，憋得你进退两难就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让一些部队开始在红军东边修筑碉堡，防止红军从东边突出进入湖南。

    40来万敌军陆续赶来围困，3万左右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驻留原地已经寻不到战机。毛泽东再次把目光投向赤水河的西边。他下令迅速撤离鲁班场战场，趁敌军以为红军是佯装撤退而不敢追击之时，于3月16日晚上，率红军突然从东往西，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一带。

    聚集黔北的各路国民党军队，一下子失去了目标。蒋介石也愣住了，不知道红军的真实意图究竟是要往哪里去。既无定算，还是四面围困吧。于是，蒋介石迅速重新调动军队，让各路人马赶快一路跟着向西，还想复制碉堡战术，把红军困在川南。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红军重入川南后，会不会再次寻机北渡长江。

    让蒋介石想不到的是，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中，三渡赤水根本不是为了北渡长江，更不会在赤水河西边寻求战机，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把敌军调往赤水河西边的川南一带，再予摆脱。更显此番妙意的是，在三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就留下一些红军去看护二渡赤水的二郎滩、太平渡两个渡口，准备着来一个回马枪。

    果然，三渡赤水后走了一小段路，毛泽东就让部队停下脚步，并让红军的电台全部静默，隐藏行踪，悄悄地等着敌军西进。而敌军确也老老实实地、呼啦啦地往西边冲来。毛泽东看着差不多了，在3月21日晚上，率领红军在敌军的缝隙处立刻掉头向东，从上次东渡时的二郎滩、太平渡两个渡口再次越过赤水河，进入黔北。这就是四渡赤水。

    但故事还没有完。严格说来，四渡赤水和紧接着的“乌江天险重飞渡”“调虎离山袭金沙”，是一个完整过程，加起来是“六渡”。

    蒋介石觉得歼灭红军的关键还是在贵州，于3月24日从重庆飞到贵阳坐镇指挥。他笃定红军四渡赤水后无非两个战略方向，一是按原计划北上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东进返回湖南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好吧，有这样的预判，毛泽东干脆就一一满足。四渡赤水后，你不是觉得我可能要北上入川吗，那红军就往北走点路吧，于是让罗炳辉率红九军团，打着红旗大张旗鼓往北进发，摆出北上入川势不可挡的架势。这操作，印证了蒋介石的预判，给他带来不错的“情绪价值”，敌军自然也迅速跟进北上。想不到，红军主力刚往北走了一点，突然掉头南下，于3月31日迅速渡过乌江，往贵阳方向奔来了。

    这算是什么招术呀！要知道，贵阳周围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蒋介石本人正在贵阳督战呢。在蒋介石有些慌乱的时候，毛泽东又送来一正一反的两种“情绪价值”。

    你不是还预判红军南渡乌江后可能会东进湖南，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吗？好，我再次满足你。毛泽东派一部红军在东边大张旗鼓地活动，似乎真的要东进湖南了。蒋介石对自己的预判，果然有了些底气。与此同时，红军又派当地的地下党员潜入贵阳城里撒传单，说红军马上要攻打贵阳了。恰好，在贵阳附近的机场边上，还响起了枪声，给身处贵阳而兵力空虚的蒋介石带来极大的负面情绪。他坐不住了，怎么办？情急之下，赶紧把在西边金沙江一线防堵红军的滇军部队，东调贵阳“勤王护驾”。这样一来，西边金沙江一带门户洞开。待云南军队日夜兼程奔贵阳而来的时候，红军突然绕过贵阳向西而行，进入云南。这架势，好像又要奔着昆明而去，搞得“云南王”龙云也紧张起来。结果，红军往西直奔昆明北边的绿劝县，在金沙江皎平渡于5月9日全部渡江而去，北入四川最南端的会理一带。

    从此，中央红军算是跳出包围圈，彻底摆脱长征以来几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据说，追击红军的敌军将领赶到皎平渡的时候，只捡到几只红军丢弃的破草鞋。

    对毛泽东来说，在充满命运感的110天里，他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六渡”传奇。

    这“六渡”传奇，妙在何处？妙在根据战场态势的瞬息变化，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交界地区，积极寻找战机，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终于逆风翻盘，绝处逢生，成就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这得意之笔，妙在何处？妙在明确的目标感、方向感和果断灵活的游移变化相结合。目的就是钻出包围圈，只要能够跳出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合理的。无论是四渡赤水还是南渡乌江和抢渡金沙，红军的所有打法，大体都是为实现遵义会议决定的北入四川战略方针。川南的长江渡不成，我就渡滇北的金沙江；巧家渡过不了金沙江，我就从皎平渡过金沙江。在打法上，毛泽东要的不是鱼死网破，而是鱼跃龙门。或声东击西，或指北打南，或调虎离山，或不动应变，哪怕三十五计都用完了，还有一计“走为上”。

    毛泽东多次讲：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呢？你看的兵书，敌人比你更熟悉，关键在灵机一动。游击战和运动战，妙在处理好动与不动的辩证法。我一动，敌人不得不动，待敌军刚布好阵势，我又大踏步转移。敌军看我，扑朔迷离，处处被动。战争在这里进入了一种化境。

    根本上说来，这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落实在战术上，就是以我为主调动敌军，寻找战机；就是毛泽东后来经常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四渡赤水的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找缝隙跳出去。拿破仑说过：谁错误犯得最少，谁就是最杰出的将军。所有“六渡”，都是让对手作出错误判断。对手犯错，我就有机会——这是战场上的铁律！

    今天看这“六渡”传奇，你会发现，驾驭和创造这场战争传奇的人，是多么了不起。如果你是“键盘侠”式的战争迷，那是没有心理压力的，因为无论胜败，都不过是心理体验，无非是在敲击键盘的刹那间是对还是错，心里爽不爽。

    91年前的“六渡”传奇就不一样了。它有实实在在的残酷环境逼迫和刻不容缓的决策考验，而你又没有任何借口从容计议或从长计议，来争取事缓则圆。战机稍纵即逝，你必须当机立断，而任何决断又不可能万无一失。一个决策下去，要么逃出生天，要么尸横遍野；要么成为天才，要么成为笑话。

    这需要何等智慧、机敏、果断和勇气，才能承担起这么大的决策压力。老话讲，事到万难须放胆。清末军事家胡林翼也说过，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就可放胆放手。这就叫胆略。没有胆略就没有机动和主动的选择和决策。没有胆略，就抢不到先机，再好的战机都会跑掉。毛泽东和红军领导层真是不易呵！他们是在绝境中创造和运用“刀尖上的哲学”。

    毛泽东用胆略和责任心、使命感证明了自己，证明遵义会议没有白开，证明大家选他出来指挥是对的，证明遵义会议的命运转折，确实带来今非昔比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