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发挥了治国理政试验田的重要作用。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如何创造政绩”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苏区时期的政绩观，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切为了群众树立政绩

    政绩观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政绩为谁而树”，这是理论问题，也是立场问题。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一切为了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政绩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政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带领群众挖井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正是这口井让群众认识到“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它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政绩不是做给自己看的，而是做给群众解决问题用的。

    1933年，长冈乡一位贫苦农民马荣海的房子不慎失火。乡苏维埃政府得知后立即发动群众帮助他重建房屋。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件事，在随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专门表扬了长冈乡的工作人员，称赞江西的长冈乡是模范乡。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油盐柴米问题、土地问题、婚姻问题都放在心上，“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正是这种把群众小事当成心头大事的工作作风，让长冈乡在扩红支前、筹粮筹款等各项工作中都走在了前列。群众也认识到“帮红军做事，就是帮自己做事”。只有当群众真切感受到干部是在为他们谋利益，他们才会把革命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答好“政绩为谁而树”这一根本性问题，关键在于站稳人民立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用最朴素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多想想“群众要什么”，少惦记“自己留什么”，把群众提出的每一件小事都干扎实了，把百姓身边的每一个困难都解决了，最后才能筑牢伟大事业的根基。

    以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追求政绩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土地、婚姻、教育、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政绩真正落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给农民颁发土地证，从法律上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婚姻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确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原则，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苏区妇女第一次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冲破封建束缚，纷纷投身革命和生产。

    教育权是工农群众翻身的重要标志。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苏区普遍建立列宁小学，学龄儿童多数入学；广泛开办夜校、识字班，扫除文盲。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回顾历史，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至分田造屋、架桥铺路、小孩读书，小至油盐柴米、生老病死，苏维埃政府无不想方设法解决。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召开县、市、区交通科长联席会议，针对苏区山多路险、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一系列修桥筑路的具体部署，极大改善了苏区交通条件，方便了军民出行和物资运输。可见政绩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政绩的实现路径就是在盐罐空的时候去送盐，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群众身边。正是这些小事，日积月累，汇成了群众心中那座不倒的丰碑。

    通过调查研究、以上率下创造政绩

    苏区时期的政绩创造，离不开一支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以“苏区干部好作风”闻名于世，他们的实践为“怎样树政绩”提供了生动范例。

    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苏区时期，他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写出《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仅《长冈乡调查》，就详细记录了全乡的区划户口、政权建设、群众生活、文教卫生等20项具体内容，精准掌握了群众最真实的需求。他逐一展开调查：当兵是怎样去的？对红军家属如何照顾？购买公债是怎样宣传的？并详细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在调查物价时，毛泽东的细致程度令人惊叹：猪、鸡、鸭、蛋、布、盐、油等物品的价格，一概问个齐全。正是深入调查群众生活的细微小事，才让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掌握和解决群众需求，形成以上率下创造政绩的良好风气。

    毛泽东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发扬“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作风，干部们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劳捐献、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带头深入群众、带头穿草衣住茅棚，从而创造出令后人称颂的政绩。毛泽东带领工作人员挖“红井”，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深深感动了苏区群众。

    以制度为绳、民心为尺检验政绩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重创造政绩，更注重建立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和检验政绩。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创立，统一发行“苏维埃国币”，苏区的财政金融管理趋于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中国共产党人立下规矩：每一笔账，必须清清楚楚；每一分钱，必须明明白白。账本上记的不只是数字，还有每笔钱的来龙去脉。1934年红军长征前，国家银行把金库里的银元、金条、印钞设备全部打包带走。一路上，翻雪山、过草地，随时可能牺牲，但没有人动过一分钱。后来部队到达陕北，银元还在，金条还在，没有损失一块银元，没有人贪污一分一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和健全各级财政机构，颁布预算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中央苏区不断创造政绩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绩的最终检验，是民心向背。所有的政绩，最终都要接受一个检验——民心。1932年至1933年，中央苏区发行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总额达数百万元。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筹集这笔巨款而又不加重群众负担？为此临时中央政府确立了一条制度：公债认购必须完全自愿，严禁摊派。当时有的地方干部为了“表现积极”，采取按人头摊派的方式推销公债，甚至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毛泽东得知后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严格的公债发行管理制度：每一笔认购都要有群众签名或画押，群众有权随时查看公债用途。可见政绩的价值在于这种信任的积累。正确的制度能够反映民心，是连接党和群众的信任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