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自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率军横渡洮河、击败吐蕃部族，修筑康乐城并首次置县，这片土地便开启了千年的岁月征程。羌、狄、氐、匈奴、吐谷浑、鲜卑、吐蕃、汉、回、东乡等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交融共生，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出悠久璀璨的地域文明，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1936年8月9日至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五千余名指战员，踏着长征的烽火征程抵达康乐，在莲麓、景古、五户一带驻扎52天，留下了临夏州独一份的红色文化遗产，这段峥嵘岁月，成为镌刻在康乐大地上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建置考述

    （一）区域沿革

    康乐地处陇西、洮岷、河州三地交汇要冲，自古便是丝绸之路南路、唐蕃古道的关键节点，也是茶马互市往来的活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人文底蕴源远流长。北魏时期起，境内便先后设立蓝川、安乐、长乐、水池、党川等郡县，行政归属随历史变迁屡有调整。唐代以前，康乐地域归狄道（今临洮）管辖，唐中期曾先后设置长乐县、安乐县、水池县，行政建制初现雏形。

    宋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主导开拓河湟，率军渡洮河平定边患，修筑康乐城与当川堡，随后朝廷下诏定名康乐寨、当川堡，划归河州管辖，这就是康乐县制起源。明代，此地隶属河州卫，分设当川、胭脂、景古里，狄道州设康乐里，岷州设沙马里，行政划分更为细致。清雍正年间，沙马里划归狄道州，以槐山子梁为界，将东侧原河州辖地并入狄道州，地域行政边界逐步定型。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康乐与临洮分置，设立洮西设治局；次年更名为康乐设治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正式建县，定为五等县，完成了完整的县制建制。1959至1961年，康乐曾并入和政县，1962年恢复康乐县建制，沿用至今。

    早在史前时期，康乐便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沃土。境内边家林、椿树、堡洼根、丰台、寺址等多处遗址，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齐家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打磨精细的石器、骨器与纹饰精美的陶器，最早的文物距今已有五千余年历史，无声见证着早期先民在此耕织劳作、繁衍生息，创造出灿烂的史前文明。

    （二）地名由来

    “康乐”二字，承载着千年的美好期许，其渊源可追溯至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修筑康乐城时，取“康泰安乐”之意为城池命名，既寄托了边疆安定、百姓祥和的美好愿景，也成为“康乐”这一地名的最早起源，历经千年岁月更迭，始终未曾更改，成为这片土地最温暖的文化符号。

    （三）筑城宋将

    北宋熙宁年间，王韶（1030—1081年），字子纯，号敷阳子，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人，是北宋中期杰出的官员与军事将领。他深谙西北边防态势，游历陇右遍察山川地形，向朝廷呈上《平戎三策》，提出“欲取西夏，必先收复河湟”的核心战略，主张恩威并施招抚羌地部族，直击西夏腹背，这一策略深得宋神宗与王安石的认可与赏识。

    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受命主持开拓河湟事宜，筑古渭寨为通远军，率军大破羌族首领木征，成功招抚部落民众两万余人。同年十月，北宋改镇洮军为熙州，划熙、河、洮、岷、通远军为一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总揽西北边防军政。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王韶亲率大军横渡洮河，击败吐蕃部族后，修筑康乐城与当川堡，五月朝廷下诏，正式定名康乐寨、当川堡，划归河州管辖。此次出征，王韶率军历时五十四天，跋涉万里征程，平定河湟五州之地，招抚吐蕃诸部无数，助力北宋完成熙河开边伟业，成功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拓疆两千余里，极大稳固了西北边疆格局，在宋代边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色记忆

    1936年8月至9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在师长吴承荣、政委李华益的率领下，冲破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历经战火硝烟的洗礼，长征抵达康乐，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峥嵘岁月，播撒下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

    （一）驻地与部署

    1936年8月9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莲麓地寺坪，将司令部设立于地寺坪小学，并在村内设立兵站，保障部队后勤供给；8月24日，红军主力进驻景古城，司令部迁至缐家楼，政治部设于常家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勤部驻扎孙家楼，形成了以莲麓、景古为核心的驻扎布局。彼时，红军队伍分布在地寺坪至五户丁家滩的33个村庄，绵延二十余里，官兵们严守纪律、亲民爱民，与当地群众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

    （二）红色政权建立

    红军驻扎康乐期间，始终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广泛张贴“反蒋抗日、不当亡国奴”“严明政治纪律、军民团结一心”等标语布告，深入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理念与革命思想，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1936年8月25日，在红军的主持下，临夏州首个红色政权——景古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王朝佐任主席，张鸿儒任副主席，同时同步建立地寺坪、斜角滩、缐家滩、景古、丁家滩五个乡苏维埃政府，红色政权的建立，为当地贫苦百姓谋福祉、求解放，彻底点燃了康乐大地的革命星火。

    在红色政权的协助下，红军迅速组建景古、莲麓两支抗日义勇军独立营，为景古抗日义勇军独立营授予营旗，任命杨生华为营长、赵国俊为副营长，下辖三个连队，还向杨生华颁发了由徐向前总指挥、张国焘总政委署名的委任状，景古独立营规模达百余人。1936年9月24日，区苏维埃副主席张鸿儒与杨生华、赵国俊带领独立营战士，前往莲麓地寺坪红军司令部接受检阅，师首长亲自讲话勉励，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革命斗志。红军撤离时，莲麓抗日义勇军独立营180余名战士毅然集体参军，跟随红军踏上长征征程。

    红色遗址印记

    （一）红军崖

    1936年农历七月，驻莲麓地寺坪的红军医疗队，将两名伤势严重的战士托付给当地群众照料。一名战士头部重伤，由村民丁鸿儒的母亲刘氏悉心服侍；另一名战士腹部受伤，安置在村民丁全周家中休养。奈何伤势过重，两名战士最终不幸牺牲。丁全周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家的板柜作为棺木，将两位红军战士安葬于地寺坪定轱辘咀白土崖下，当地群众感念红军恩情，将此地亲切称为“红军崖”，成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的永恒印记。

    （二）枉子沟

    1936年8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十二师途经莲麓镇枉子沟。此前，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甲长、保长散播的“共产共妻”等恶意谣言恐吓，纷纷逃离村庄躲避，唯有赵玉英带着儿子、侄子三人留守村中。赵玉英看到红军战士进村后严守纪律，不进民宅、不扰百姓，只在溪水边休憩休整，心中满是敬佩，主动邀请红军战士到家中，为他们做了杂面馍馍与野菜碎面饭。红军离开时，特意留下装军饷的空红铜箱子与三枚银元作为饭钱，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的虚假谣言，消除了群众的恐慌，赢得了百姓的真心拥护与爱戴。如今，赵玉英的孙子苟进昌传承先辈记忆，发动村民于2019年在村峡口修建纪念碑，永远铭记红四方面军十二师途经此地的红色往事。

    （三）阴古渡口

    1936年8月19日，红军接到上级指令，东渡洮河奔赴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五千余名红军战士兵分两路，从阴古渡口横渡洮河，经峡城镇向会宁方向进发，这座渡口见证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关键一步，成为长征路上重要的红色坐标，承载着红军奔赴胜利的坚定信念。

    （四）地寺坪战壕

    为抵御岷县、临潭方向国民党部队的追击进攻，红军先遣部队进驻莲麓地寺坪后，立刻在村庄东侧的拉扎山头，开挖了长达1.5公里的战壕，构筑前沿防御工事。驻景古城的红军，也同步整修加固了国民党当局为堵截红军修筑的6座碉堡，在碉堡周边挖掘掩体、交通壕，搭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尽显红军过硬的战备素养与不畏强敌的战斗意志。

    （五）景古城保卫战遗址

    1936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驻守景古城的一连红军共57人，配备步枪42支、轻机枪1挺，大部分战士前往城外鲁家河村开展打土豪、宣传革命思想的工作，仅留少数战士守卫机关。驻守宁定（今广河）县的马步芳部侦察连40余人，趁机突袭景古城，妄图摧毁红军驻地。留守红军迅速应战，打响激烈的景古城保卫战，凭借顽强的斗志击退敌军，击毙敌连长与士兵各一名，重创敌军势力，成功守护驻地安全，这场战斗的遗址，至今仍诉说着红军英勇奋战、不惧强敌的革命精神。

    结语

    寻觅千年历史足迹，赓续绵延红色基因，是读懂康乐、守护康乐的核心所在。北魏水池城、金代景古城、明末清初苏家城等古城遗迹，明初大马家滩关、小马家滩关、麻山关、安龙关等古关隘，沉淀着康乐千年的历史底蕴，承载着多民族交融的文化智慧，是这片土地的历史根脉；缐家楼、石家楼、红军崖、枉子沟、阴古渡口、地寺坪战壕、景古城保卫战遗址等红色印记，镌刻着红军的峥嵘岁月，凝聚着不屈的革命精神，是康乐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从千年建置的沧桑变迁，到长征路上的红色征程，康乐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砥砺前行。守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与红色资源，就是守护康乐的根与魂，让千年历史的余温持续滋养心灵，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为康乐的发展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让历史之魂与红色之光照亮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