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的中心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南屏京（南京）沪，北通冀鲁，陇海铁路、津浦铁路在此交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作为对战争有重要影响的交通运输大动脉——铁路，自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军依托铁路布局

    淮海战役前，国共双方就已经围绕铁路展开布局和较量。1948年9月，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在分析战争态势时，得意地认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主要交通线，“交通便利，有铁路、公路、火车、汽车担任运输”，而共产党军队“交通不便，除靠两条腿走以外，铁路公路皆不能完全利用”。据此，他建议利用铁路优势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华东野战军主力，同时决定“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蚌间护路，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后来由于东北战事吃紧，杜聿明被调往东北战场，该计划未能实施。

    1948年10月底，国民党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并提供两种方案：一是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镇一律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作战略防御。二是主张退淮河南岸进行河川防御。最终采纳了第一种方案。

    11月5日，淮海战役发起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直接指挥下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部署在津浦铁路徐州、蚌埠之间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两侧。企图以铁路线为依托，当某一点遭到解放军攻击时，通过铁路快速机动，将四面八方的援兵迅速集于一点，转守为攻，同时也为国民党军队随时南撤做好准备。

    解放军力图断敌退路

    解放军同样重视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

    9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城的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便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供应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第二天，毛泽东就复电粟裕等人，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打得好……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粟裕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复电均表明，打破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交通优势，并力图占领主要铁路交通线，为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全中国做准备，是淮海战役一个重要的战略目的。

    1948年11月6日傍晚，华东野战军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打响。战局以超乎预期的速度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11月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机立断，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重要决策，并于9日、10日、11日连续致电陈毅、邓小平，要求攻取宿县，截断徐蚌路。其中10日发两电：“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从电文频次之繁密和用语之急切足以看出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对于整个战局走向的极端重要性。

    攻取宿县，奠定胜局

    宿县地处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线上，是徐蚌交通的咽喉、国民党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和徐州防御体系的重要据点，战略地位十分突出。11月10日，刚从豫西赶到淮海前线的刘伯承便与陈毅、邓小平一起研究从速攻取宿县、截断津浦线徐蚌之间铁路的作战计划，并于11日下达徐蚌线作战命令。

    12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孙元良兵团闻风北逃，在夹沟地区一部被歼。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即在宿县以南设置阵地，准备诱歼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部，同时加紧攻城准备。

    宿县被围，震动了徐州和蚌埠的国民党军。但此时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正东援被困碾庄的黄百韬兵团，无暇他顾。位于蚌埠和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兵力较弱，畏缩不前。14日，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扫清外围，完成攻城准备。15日下午发起总攻，经过10个多小时的激战，至16日拂晓全歼守敌，俘敌津浦护路司令部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与此同时，我军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击了曹村至固镇的铁路100公里及沿线两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