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由于旱灾和日军的封锁“扫荡”，晋察冀边区军民进入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将树叶作为口粮。而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签发了这样一道“树叶训令”。“树叶训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革命战争年代，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无比关爱之情，彰显出人民军队铁一般的纪律意识。

　　灾荒与日军“扫荡”造成空前困难

　　1937年，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山西五台组建，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分兵四路向察南、雁北、冀西等地发展。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四个军分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这块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从未停止过。晋察冀军区成立仅半个月，日军便调集２万余人从平绥、同蒲、平汉、正太铁路分路对根据地进行围攻。

　　1942年春，晋察冀边区又遭遇了大旱灾，很多庄稼都因缺水而旱死，冀中平原和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收成锐减。旱灾加上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全面进攻，晋察冀边区粮食、药品以及基本生活日用品十分短缺，经济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雪上加霜的是，疟疾、痢疾、回归热等疾病在边区许多地方蔓延流行，还有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却因为缺少药品得不到及时医治。

　　据相关资料记载，1942年8月，仅日军对北岳区进行的两个月“扫荡”，就抢走粮食5800万斤、现款60余万元、牲口1.1万头，毁坏庄稼5.2万亩。

　　军民采叶充饥

　　在那段艰难的反“扫荡”岁月里，边区军民饱受战事和饥荒的摧残，许多地方的群众被迫捋树叶、剥树皮充饥度日。

　　而随着灾荒的加剧，树木低处的树叶所剩无几，要想采摘到树叶，只能让会爬树的人冒着危险爬上树干的高处，用斧子、镰刀把树枝砍下来，下面的人负责捋树叶。群众将采得的嫩叶捋下后，把树叶放到大瓮中用清水沤起来，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两三个月之后就能吃了。这种树叶当时被称为黄菜，食用时用刀切细，拌上少量玉米面、豆面或炒面，或蒸或煮。

　　没有粮食吃的不仅仅是老百姓，当时军队缺少给养也是大问题。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部队以喂马的黑豆为主食，吃黑豆很难消化，不少人因此消化不良甚至得了胃病。后来即使是难以消化的黑豆也不够吃，八路军战士不得不采摘树叶充饥。那时部队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饭是几个二三两重的树叶饼，吃不饱就多喝点野菜汤。为了不断粮挨饿，战士们每天出去采树叶，而一棵大树上的树叶仅够一个排39人吃上一天。当时的晋察冀司令部设在唐县和家庄村，村里有老百姓900多人，再加上200多人的部队，村庄附近的树叶根本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因为部队里都是年轻人，手脚灵活，上树也很容易，要是双方抢着摘树叶，老百姓肯定抢不过。部队摘了老百姓就没得吃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很可能就要影响军民关系。

　　不与民争颁布训令

　　群众需要度荒，部队需要军粮，战马需要饲料……这一切问题，都压在了聂荣臻肩上。看到老百姓吃树叶、树皮，孩子们的身体都很瘦弱，聂荣臻心里很着急。

　　有一天，炊事员采来一篮嫩杨叶芽，拌上仅有的一点玉米渣渣，给聂荣臻蒸了一小盆“苦累”（一种把菜蒸在一起的代食品）。聂荣臻询问炊事员杨树叶的来源后，严厉地批评了炊事员“与群众争抢树叶，不为群众断粮所着想、不为忍饥挨饿的伤病员所着想”的错误做法。他要求炊事员把“苦累”端回去送给机关的伤病员吃，并斩钉截铁地说：“人民子弟兵绝不与民争食！”

　　随后，聂荣臻摇起电话，指示军区政治部迅速起草一个训令，“命令全区所有部队，将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部队到远离村庄处采摘树叶充饥”，部队所有伙食单位，一律不准采摘杨叶、榆叶，也不准在村庄周围挖野菜，这些东西要全部留给驻地群众。

　　训令通常是部队里以政治部名义下达的命令，是必须执行的，针对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宜。这个关于“禁止采摘树叶”的特殊训令以布告的形式贴到村庄周围，要求全边区部队严格执行。训令发出后，部队每天要跑十几里的山路去摘树叶，附近山上的树叶野果都留给老百姓。

　　当村民们得知此事后，纷纷表示八路军是我们的子弟兵，大家应该一起共渡难关。更有一些群众找到军区和边区政府，恳切地希望聂荣臻收回训令，但是聂荣臻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说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八路军的纪律。”

　　后来，这个训令不仅没有被收回，而且还传达到了晋察冀北岳区的各个部队里。

　　自己动手节衣缩食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和边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压倒，他们紧密团结，艰苦奋斗，通过增产节约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困难。

　　这一时期，党中央对敌后抗战连续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目前形势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长期的斗争，要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激烈的武装斗争到敌占区革命的两面政权）同敌人周旋，力争保存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群众实力），以待有利时机。为利于坚持长期战争，准备将来反攻，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节省民力，休整兵力，训练干部和发展经济，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建设。

　　1941年秋季反“扫荡”结束，经济上的困难刚一出现，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就对边区军民进行了爱护根据地、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教育。1942年，当困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根据地一方面抓紧反“扫荡”斗争，另一方面又大力动员和组织干部战士，利用战斗空隙，帮助群众重整家园。

　　机关和部队普遍制订了节约粮食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农业生产方面，适时地开展抢种抢收运动，能种什么就种什么，能收的积极抢收，尽量做到颗粒归仓。在军队内部，领导与战士同甘共苦，各级干部带头参加生产自救。为了抗击旱灾，聂荣臻亲自挑起扁担，同青年战士一起挑水播种，还与警卫员、通信员一起养了一群羊。

　　为了节约经费，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正反两面用。医院里的纱布经过洗涤消毒后继续使用。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命令部队杀掉一批老弱病残坐骑，把马肉和部分黑豆分给战士和群众。没有炕席，各部队和机关自己动手找草帘子。夏装由每人两套改为一套，棉衣能拆洗重穿的就不发新的。为了节省民力，边区政府制定了《晋察冀边区抗战勤务动员办法》，规定只有县团级以上的机关才有权动员民力。为了与疾病作斗争，边区还发动大家广泛采集中草药，自力更生制作了许多简单的医疗器械，满足了战时的需要。为渡过难关，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最紧张的农忙季节，机关、部队、学校都停止工作，突击生产，甚至连医院里的许多伤病员都到地里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