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0日，红军进占漳州城，并顺势控制南到漳浦、云霄，北至角美、长泰，东临大海的大片崇山峻岭和龙海平原，取得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

    漳州地处闽南地区，经济发达，是当时福建第二大城市。虽然中共领导的军队曾攻占南昌、广州、长沙、吉安等中心城市，但因形势紧迫、时间仓促等缘故，未能充分总结如何管理中心城市的经验。为稳定城市社会秩序，红一军团早在龙岩休整时便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漳州是闽南的大城市，工商业发达，华侨很多，进城后一定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保护工商业政策（《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进入漳州前，罗瑞卿、王良等将领又根据上级指示召开干部会，严肃地宣布进城纪律和注意事项，开展政治动员，做好进城典礼的各项准备工作。

    20日上午8时，红军举行入城仪式。刘忠将军追忆，“我团走在最前头，全团司号员集中作为前导，团直后面五个步兵连和机枪连，排成四路纵队。快要进城门（北门）的时候，值星员一声令下，军号齐奏，红旗飘扬，部队合着整齐的步伐，歌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街道两旁挂着欢迎红军的红旗，挤满了群众。他们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刘忠《从闽西到京西》）。

    毛泽东身穿大褂，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跟随部队一同入城。21日，毛泽东在漳州芝山南麓的红楼（即东路军总部驻地）召开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向群众宣传革命、分发谷物，扩大红军政治影响，除军阀兼资本家的财产没收外，对其他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应采取捐助的政策，已没收的都退还，还专门讨论爱国侨领陈嘉庚的问题，强调要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打破东西。

    漳州是中国著名侨乡，城内华侨及华侨家属甚多，如何执行革命纪律，如何对待华侨，对红军而言都是全新的考验，“影响所及，决不只限于漳州范围”（《聂荣臻回忆录》）。打仗、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萧劲光回忆，漳州战役前“红军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巩固的后方，单靠苏区人民节衣缩食的供给是不够的”。筹款筹粮、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也是漳州战役中红军非常重要的任务（《萧劲光回忆录》）。

    为顺利开展筹款任务，1931年初毛泽东和朱德曾指示，筹款应与红军自身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在筹款期内以筹款为第一目的，但仍须注意本身训练”。进入漳州后，聂荣臻却发现有的将士在筹款时拉着不肯交款的土豪到街上拷打，聂荣臻制止后表示此种做法“不仅得不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

    由于红军首次进入侨乡地区，容易遇到新的问题，因此部分干部在开展工作时出现少数划不清政策界限的现象。杨成武将军回忆，“一开始，我们把穿皮鞋的、拿文明棍的、穿长袍的、戴眼镜的、戴礼帽的，都当作土豪抓了起来，前后抓了一百多”（《杨成武回忆录》）。毛泽东发现后，立即指示“部队赶紧查清，把误捉的都释放了”（《聂荣臻回忆录》）。耿飚所在部队还组织学习《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获得开明士绅及商界人士好评，称赞红军是文明之师。

    因之，红军攻克漳州后，城市秩序井然。陈嘉庚后来对聂荣臻谈起红军在漳州的表现时是比较满意的，认为红军很讲信用。刘忠将军也回忆，“城内秩序很好，商店照常营业，街道上除宣传队和调查的工作组外，很少有军人在街上往来，偶尔见到也是排得整整齐齐的。我军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在街头巷尾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和抗日的主张”。

    为鼓励和教育宁都起义后组建的红十五军，红军干部组织他们进城参观，教育他们“要好好遵守纪律”，“通过参观，对他们也是一次上课”（《唐天际谈红军进漳和城市政策》）。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使部队在政治建军上提高了一步，扩大了红军政治上的影响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部队应该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提供宝贵经验。

    除漳州战事和城市纪律教育给红军将士留下难忘的记忆外，闽南文化和城市文化也给他们带来深刻且美好的印象。从内陆到沿海，从山区到平原，空间地景的转换给红军将士带来不少文化“震撼”。杨成武将军回忆：“海，多么辽阔呀！我们大部分生在山区，长在山区，参加红军以后又是在山区作战，看惯了红枫绿杉，山径青苔；看惯了山区分散的依山形而筑的土打墙房屋；看惯了‘八大干’，即豆腐干、笋干、老鼠干、地瓜干等，而到了这里，一抬头便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到了海滨城镇，真所谓‘目不暇给’了！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从山沟里出来的人感到新鲜！”

    师长陈光对李兆炳说：“我们来到了漳州，真像到了外国一样，我们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说的我们也听不懂。”（李兆炳《往事琐记》）为避免语言沟通出现的困难，毛泽东强调“越是听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杨成武同志谈红军东征攻克漳州》），耿飚号召红军主动学习闽南话。有的则请闽南知识分子担任翻译，“我们讲一句，他翻一句”（熊梦麟《回顾漳州战役》）。蔡协民、李兆炳和林曼青都扮演过翻译者的角色。

    由于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入漳州这样的城市后难免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尤其是充满城市文化符号的飞机、电影、汽车、轮船、灯泡、留声机等新奇事物。

    红军进入漳州后，当地群众把南郊机场停有飞机的情况告知刘忠、陈冬生，他们立即率部前往机场，缴获两架单螺旋桨、双层帆布翼的小型侦察机。刘忠将军回忆，其中一架在漳州外围侦察时因飞得很低被陈冬生指挥的两挺机枪所伤。缴获飞机后，刘忠立即派部队看守并报告师首长。红军缴获飞机的消息不胫而走，“从军团首长到连队士兵，成群结队地涌往机场，去看看‘它为什么会飞’”（《耿飚回忆录》）。

    战士们朝着南郊牛圩的飞机场奔去，“过了一条河，就看到那里有卫兵看守着飞机，机务人员正在给飞机上油擦洗”（熊梦麟《回顾漳州战役》）。杨得志回忆，“过去，我只见过敌机在空中盘旋、轰炸，没见过自己的飞机，便很想去看看”，于是便与政委赶往漳州，走了20多里碰到同去看飞机的聂荣臻，便搭乘聂荣臻的车一同前往，“多少年我都忘不了这件事——第一次见自己的飞机是在漳州，坐的是半路截下的聂荣臻同志坐的大卡车”（《杨得志回忆录》）。

    聂荣臻则回忆，“部队在漳州打了胜仗，情绪很高”“我和林彪还在飞机前面照了一张照片”。王宗槐此时也在现场，“我们去参观时，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正在飞机前照相留念”，“那时，我们这些土里滚、地里爬的土佬兵，能在飞机前看个够，这是多大的鼓舞呀！过去，听到敌机的声音，只得钻竹林、卧地沟躲避它；如今，红军缴获了敌人的飞机，终于有了自己的红色飞机”，“看到它，我们的胸脯挺得更高了”《王宗槐回忆录》。

    入漳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也带着将士参观缴获的飞机（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据童小鹏回忆，林彪、聂荣臻曾向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报告，请他们电告上海临时中央设法请一名飞机驾驶员来漳州。几天后，上海临时中央果真派出一名会驾驶飞机的朝鲜籍同志，将飞机驾回了苏区。

    漳州解放的第十天，适逢“五一”劳动节。军团政治部在中山公园召开万人群众和红军参加的庆祝大会，聂荣臻、罗明、王占春等领导在大会发表讲话。大会进行时，技术人员把飞机开上天空，起初王宗槐以为是敌机，待飞机飞低时才看清机身上的“红五星”，“知道是我们的那架飞机到厦门撒传单归来”。会场顿时沸腾起来，纪念大会成为祝捷会，大家热烈欢呼：“我们也有飞机了！这是第一架红色飞机呀！”

    参加大会的耿飚也回忆，会场上“万头攒集”“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奇观”。那时聂荣臻便乘坐此架飞机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杨成武回忆说：“驾驶员是临时抓的差，对于飞机的机械性能、维修程度毫无所知。全国解放以后，一次我陪同聂帅下部队视察，谈到这件事，我说：那次飞行是很危险的。他笑道：那时都很年轻啊！”

    电影同样也给红军将士留下深刻印象。王宗槐将军回忆头一次看的电影是《武松打虎》，他说：“虽然是无声电影，我们也倍觉新鲜，但不明白：贴在幕布上的人，为什么会动呢？”刘忠则回忆，“进漳州城后，军团政治部组织了团以上干部到漳州电影院，看了一次《唐伯虎点秋香》的无声电影（用字说明意思的）。我看后内心真高兴，回来就同连的干部吹了一顿”。其他部队纷纷表示也要观影，聂荣臻最后只好让红军轮流都看一次无声电影，“红军看电影，这在全国红军中，还是首次”（《聂荣臻回忆录》）。有的回忆，“在师直机关看了一次无声电影”“土包子开洋荤、开开眼界。电影虽然没有声音，看到银幕上人物的活动总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熊梦麟《回顾漳州战役》）。叶子龙对漳州的观影历程也有清晰记忆，不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上演的电影是卓别林主演的无声电影。

   除第一次看飞机和电影的体验外，很多红军将士在漳州还有其他难忘的“第一次”。王宗槐第一次接触到留声机和灯泡，有的人听到留声机以为有人藏在盒子里，把留声机拆坏了；有的人听说城里抽烟可以不用火柴，打火机一点就着，却把电灯泡当成打火机。杨成武、耿飚、杨得志、王宗槐、刘忠第一次乘坐汽车、卡车或旅行车，他们回忆“车框两旁有两排凳子可坐人，其余的把背包放在车上，坐在背包上软乎乎的，很舒服”“虽然那是摇摇晃晃的大卡车，我们兴致却高极了”。吴吉清第一次见识到自来水、电灯泡带来的方便。杨成武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并与耿飚学会了骑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