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

    1955年10月8日，旅居美国20年的钱学森历经五年时间的漫长等待和曲折历程，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钱学森回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事件和国际政治事件，涉及中美两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博弈，其敏感性和复杂性超出了钱学森个人的早期判断及其能力范围。关于钱学森之于新中国的重要性，周恩来总理曾在评价中美日内瓦会谈时指出：“中美大使级谈判历时15年，没有实质效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是值得的，有价值的。”今天重读周恩来总理所言“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再次审视钱学森为国家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个人层面，“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体现了钱学森作为科学家个体的科学价值及其衍生的政治价值之独特性

    钱学森旅美在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尤其是空气动力学和应用力学领域所达到的高度、所拥有的科学地位和国际声望，是当时中国旅居海外的其他科技人才所不具备的，无可估量。

    正因此，钱学森回国问题十分敏感，他的回国历程殊为艰难。这是由他“来自中国、成名美国”的学术成长历程所决定的，也是由他作为第三代空气动力学大师的科学地位与身份属性所决定的，更是由他曾在二战期间参与美国军事工业研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所决定的。受特殊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冷战背景下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和“界线”的阵营对抗）和美国国内政治（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双重影响，在回国道路上，钱学森面对的是美国的“政府力量”，他的个人力量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同样地，钱学森回国所产生的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亦非其他海外科学家所能企及，他是异国他乡独树一帜的中国科学符号，对海外知识分子群体有精神感召作用。

    国家层面，“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体现了钱学森对于新生社会主义中国之重要性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戈达德教授、“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第三代空气动力学大师、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这些身份叠加、荣誉交织，凸显了钱学森的重要作用，这在新中国国防科技发展中得到反复验证。

    无论西方社会（尤其是媒体界）还是中国社会，“如果没有钱学森”，以及“如果钱学森没有回国”，这一假设的提出足以证明钱学森的重要作用。而对阻扰其回国的“麦卡锡主义美国”而言，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时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杜布里奇语），绝不是在自己的祖国延续个人学术生命。言外之意，钱学森回国注定要承担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使命。这样一位科学家个体所蕴含的科学能量，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无论于美国，还是于中国。

    国际层面，“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体现了钱学森回国问题跳脱个人选择及其情感偏好之复杂性

    身处特殊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漩涡之中，钱学森个人命运走向与中美（借助第三方的）外交互动及双边关系演绎形成了同频与耦合，构成了冷战背景下中美基于意识形态对立外交博弈在个案层面的突出景观。

    从长远看，钱学森回国对中国国家安全有促进作用，又具有影响美国对华认知和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推动塑造中国大国地位的世界意义。这从西方媒体对钱学森报道与关注的三次高潮（回国、“两弹结合”试验与逝世）可见一斑。即便时至今日，在迈向航天强国、推进强军建设新征程上，钱学森在西方媒体眼中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特殊人物，也是一个永远抹不掉的历史印记。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年让这样一位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火箭专家回到红色中国”，“是美国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习近平同志曾在《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一文（1983年4月25日）中指出：“那位金波尔，虽然对中国人民颇不友好，但却有一点可取之处，他说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说明他很懂得优秀人才的巨大价值。”确实，钱学森是集“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人民科学家”“战略科学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的科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