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小岗村率先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成为“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中国的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包干到户”之所以能够首先诞生于小岗村，既有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向的政策安排，又源于小岗村有着一群勤劳质朴，敢闯敢干的“大包干”带头人。

    穷“灰”掉的小岗村

    1978年前后，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电话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处理来自江浙沪的同一要求——立即派人把凤阳外流人员接回去。号称“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穷”得出了名，外流人口遍及大半个中国。在凤阳县，小岗村更是最贫穷的偏远村落之一，用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话说，已经穷“灰”掉了。

    为了拔掉穷根，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生产方式，开展生产自救。1954年，在凤阳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凤阳城西乡党支部创造了“包工制”，即党支部6名委员实行包社、包队、包组责任制，在分配上采用“土四劳六”的比例进行秋收分配，积极推广小麦优良品种，获得了大丰收。毛泽东肯定这个支部的工作路线正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这个“包工制”和1978年的大包干都采用了“包”的方法，区别只在于“包”的形式和程度不同。可以说，“包工制”是大包干产生的种子。

    1977年6月，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万里在滁县地区主持召开安徽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座谈会，并于11月印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省委六条”，采用了滁县地委提出的实行不联系产量“一组四定”生产责任制建议，强调要“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

    1978年，安徽大旱，凤阳县是重灾区。为了救灾济民，安徽省委于9月出台规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分配征购任务；从集体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安徽省委这一决定在凤阳农村的推行，对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

    1978年10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党委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队会计。为了顺利搞好来年的农业生产，小岗生产队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全队开展大走访活动。

    当时，小岗有20户115口人。在这20户村民中，除了2户单身汉常年外出讨生活外，剩下的18户都是家庭人口较多的村民，各户户主有老有少，不是近邻就是近亲，关系密切。在集体劳动时、在乞讨过程中稍有闲暇，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话家常、谈过往，对于如何才能干好农业生产吃饱肚子，大家基本上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此时，小岗的三位队干部主动承担起领导责任，发动广大社员群策群力，一起想办法打开眼前这个困难的局面。在深入了解社员主要想法后，三位队干部带着社员们的意见开了个碰头会。会上，大家将征得的社员意见相互通报后，也都表明了自己对分田单干的看法。严宏昌对严俊昌说：“你家人口多，这个头我来牵，我们再开个社员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

    三位队干部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并决定于12月初的一个晚上秘密召集全队各户当家人到严立华家开会，然后就分头通知各户户主。就在这个会议上，小岗生产队的18个当家人，做出了“分田到户”的历史性决议。小岗村包干到户诞生了。为明确责任共担风险，这18位农民在一纸契约上立下了军令状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形成如下规定：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的这一纸契约催生了我国农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拉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包干到户后，小岗人将下地干活当成一种无比幸福的事情。小岗人不再集体出工的反常表现被公社书记张明楼发现并上报县委。1979年4月10日，陈庭元到梨园公社调研时，张明楼把小岗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陈庭元听完后，亲自来到小岗生产队调研，并将小岗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带回县委研究。4月15日，陈庭元再次来到梨园公社，将县委意见交代给张明楼，“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就这样，凤阳县委采用“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方法，将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暂时保护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