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下面八位大家虽来自不同行业，但他们都从关心中医药的角度说出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钱学森、李约瑟、朱清时等不同行业的大家是怎么看待中医的？

    中医最强音

    钱学森（1911年～2009年）

    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著名科学家。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观点一：“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

    观点二：“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现。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接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

    观点三：“中医的处境现在很困难，有的同志甚至说中医现在已濒于消亡。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连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无非是阴阳二气，木、火、土、金、水，这些不是现代科学的道理。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也可以用恩格斯的话说，中医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现代科学。自然哲学里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但包括了很多猜想的因素，因此不是科学。但是我觉得，说它不是科学并不等于就不重要。”

    李约瑟博士（1900～1995年）英文名为约瑟夫·尼达姆，英国伦敦人。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并获英国女王授予的荣誉勋爵称号。

    观点一：“人人皆知，针刺疗法与灼烙疗法是中医领域中两种最古老、最具民族特色的医疗技法……最近300年间，整个西方世界都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付诸实践。我猜测西方世界是从威廉·瑞尼于1683年著述的一部书里首次介绍了针刺之术，而后随着岁月流逝，西方也渐渐开始广泛应用这种医疗手法了……针灸止痛法已经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第一次认真思考中医之道，它在这些人心中的影响远比其他任何技术进步都要深远。”

    观点二：“只有依据现代医学统计方法分析大量病例、病史，才能真正了解针刺法（或者其他中国特有的治疗法）的有效性……然而此举耗时颇巨，或许需要50年甚至更久。妄言中国医药学作品中没有定量数据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中国医学书籍和某些西方作品一样都有定量数据……如果针刺理论及实践并无实际价值，那么它居然在千百年间成为数以百万中国百姓最后的精神支柱就未免令人难以置信了……我与鲁博士都是训练有素的生物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要我们这样的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相信其医疗效果完全是主观心理作用，真是逼着我们竭尽轻信之能事了。要我们假设一种多少年来许多人都亲身体验过的医疗手段居然只有纯粹的心理作用，而毫无生理学、病理学依据，恐怕更不容易。”

    观点三：“人们（主要指西方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针刺法和其他许多称作“边缘医学（fringe medicine）”的治疗方法一样是借助心理暗示才完成的……在动物实验中毋须考虑心理因素，因此在研究这种医疗技术的过程中也愈来愈多地使用动物进行实验。至少14世纪元朝针刺法就已在中国兽医医学中占了一席之地，并且广泛沿用直至今天。”

    观点四：“有趣的是，针刺法治病和止痛作用的成功率约为百分之75，或许这一事实同样令人惊讶吧。因为中国文化领域并未自然而然地孕育了现代科学，故而从传统上说，针灸疗法依据的理论系统甚具中世纪特色，只是理论相当复杂微妙，并饱含值得当代医学科学借鉴的真知灼见。治疗疾病与止痛方面，针灸疗法在未来岁月的世界医学领域会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于这一天何日到来，现在还言之过早！”

    杨振宁（1922年～），安徽省合肥县人，著名物理学家。

    1957年他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

    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傲，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观点：“从本质上我尊重《易经》，更认同它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我和反对我的人的最主要的分歧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认为既然《易经》对于中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那就不可以评，甚至不可以讨论，不在乎是不是它的影响里面确有一定的负面成分。我认为这个态度要不得，不能采取感情用事的态度对待科学，应该仔细分析这样重大而且有长远影响的问题。”

    朱清时（1946年～），四川成都人。

    原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现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观点：“我本人虽然长期以来从事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的研究，但是对中医学一直很有兴趣。首先是中医的有效性，这是我亲自反复体验过的，然而现代科学却还不能解释它，这使我觉得中医可能是科学发展的新前沿……中医药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医药体系中有很多科学的成分。这种科学在短时间内，甚至在过去的二三百年中都没有被人们认识，认为它不科学。实际上，科学发展到21世纪，在复杂性科学出现后，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中医并不是迷信而是复杂性科学的一个部分。”

    崔月犁（1920～1998年），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

    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4月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任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观点：“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体系并存是我国卫生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尤其要注意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在农村疾病防治中的作用……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我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我不赞成中医西医化……以西医方法解释和改造中医不能称之为中医的现代化……没有中医学术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的医、教、研要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如果不中不西，那还叫什么中医事业。”

    吕炳奎（1914～2003年），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县。

    193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局局长等职务。

    观点：“如果现今不去纠正中医西医化和中药现代化的错误做法，不给中医药学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那么，不出十年或再长些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医这个名词永远存在着，中药中的植物、动物、矿物也都存在着，只是会用这些药物的中医师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再去纠正就为时太晚了，后人将会骂我们这代人是消灭民族文化和民族瑰宝的罪人。中华民族独有的宝库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将无颜面对全人类!”

    邓铁涛（1916年～），名锡才，广东开平人。

    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荣誉教授，香港大学名誉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广西中医学院名誉教授。

    观点一：“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超时代的科学积淀，能在20世纪末与西医学同时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吗?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能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价值和科学性，对世人、对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

    观点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如人。所以目前国家号召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努力创新，以追赶世界，强调与世界接轨。但中医学与其他科学不同，论中医学，最高水平在中国，论接轨是外国向我们接轨。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应该失去“现代化、国际化”的主体。我们炎黄子孙不能够盲目地把中华文化的瑰宝从我们手上丢失。如果这样一个伟大宝库丢掉了，不仅对不起祖宗与子孙，也对不起世界人民。因为中医药学不仅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不存在中外与宗派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