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时,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的确切事实,证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与会大多数同志赞同他们的意见。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说: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尽管如此,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博古仍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鸡鸣三省”会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后,博古仍然是中央常委,并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重要职务。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虽然被解除了指挥权,但有时让他参加一些军事会议,并征求他的意见。至于凯丰,没有因他对“毛张王”有不同意见而解除职务。
毛泽东后来同外宾谈到遵义会议时指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
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帮助的方式,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博古等人也积极工作,在后来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遵义会议采取的党内斗争方式,为以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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