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有着永恒的价值。

    遵义会议鲜明体现了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品质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以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把红军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废弃过去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用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屡遭严重损失，苦战一年，仍未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由于部队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的指挥任务已经转移到周恩来肩上，毛泽东关于改变行军方向的正确主张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先后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人们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8日，在扎西地域的院子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全面、系统反映了会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成果，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和红军的智慧，站在全局的高度，对遭受严重损失后的革命如何坚持，如何恢复和发展，如何打开革命新局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决议明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自我革命。通过这次自我革命，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错误，不仅开启了红军长征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胜利的新征程，而且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征程；通过这次自我革命，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更强大了。

    遵义会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中，王明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由于具有理论色彩，具有很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加之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一路线，“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会议还批判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式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由于经常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会议的结论是：“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恢复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

    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符合中国红军作战规律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处处主动。尽管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仍多次改变战略进军方向，但都是从敌我情况、群众基础、地理条件等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避免了遭受惨重损失，甚至是全军覆灭的命运。由于思想方法对头，一步一步朝着保全自己的地方走，最终找到最佳落脚点，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完成了长征。

    遵义会议是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进行的，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对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因而，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尽管如此，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了道路。

    遵义会议开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在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还不高，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一些实际问题要靠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来解决。

    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由于博古、李德推行逃跑主义，使红军几乎处于绝境。不解决当时最主要的军事指挥错误问题，党和红军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命运。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中断了。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通过上海中央局进行的。当时上海中央局有三部电台，一部可与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联系，一部与共产国际联系，还有一部是备用电台。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时，中共中央驻上海代表盛忠亮于1934年10月5日被捕叛变，之后不久上海中央局的有关报务工作人员也相继被捕叛变，三部电台都遭到破坏。这样，自长征出发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紧迫的形势逼着中国共产党去独立自主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条件。

    其一，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有实践经验、有威望的领导干部成长起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受挫后，率领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树立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毛泽东创建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党与红军的经验，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1928年10月，中共鄂东特委曾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习仲勋在谈到西北革命斗争时曾说，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可见，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周恩来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是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33年春，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既有丰富组织、军事工作经验，又深孚众望的领导人。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先后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被称为“红军之父”。

    其二，在党内一些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其危害性，开始从实际出发看待中国革命问题，并成为有威望的党的领导者。

    张闻天是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性。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行军，谈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毛泽东的意见逐渐一致。他的转变对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重要作用。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曾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开始认识到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多次同李德发生争论。长征开始后红军处境日渐危急，王稼祥更加认为李德的错误指挥是把红军引向绝路。

    其三，在各根据地也涌现出一批有实践经验、有能力、有威信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根据地有陈毅、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李富春、邓小平、毛泽民等，在赣东北有方志敏等，湘鄂西有贺龙、周逸群等，鄂豫皖有徐向前、邝继勋、曾中生等，湘赣有任弼时等，陕甘边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闽北有黄道等。

    其四，广大红军干部、战士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及长征开始后遭到严重损失的残酷事实中，逐渐认识到这是“左”倾军事指挥造成的结果。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彭德怀甚至在广昌战役后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但都没有被接受。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军事指挥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的前途极其危险。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顺利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且比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下开得更好，表明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

    自遵义会议开始，独立自主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原则。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坚持斗争精神、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

    坚持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遵义会议之前，党在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下同错误倾向作斗争时，在方式方法上往往存在过火或欠妥问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更是过分，他们不仅“无情打击”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等人和被他们认为是犯“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而且也打击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中开始贯彻后，他们对怀疑、不满或者不支持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给党造成重大损失。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对博古等人犯的错误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还是当作同志对待的，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帮助的方法。因为，博古等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根本纲领是一致的。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革命，其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在到中央苏区之前，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军事顾问组成员，也为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做了一定工作。尽管他们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仍然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