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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