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民党渐行渐远

    早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张澜、黄炎培等人就把他们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造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贯反对结党、已经69岁的张澜被硬推上了主席这个位置。“成立后无法宣布，也没法活动，蒋介石不断让人查办，后来去香港办《光明日报》，准备在那张报纸上宣布这消息，结果国民党又派人去香港阻止这个消息公布。”

    民盟分为多个党派，各有各的政治立场。范朴斋在1947年的文章《张澜为人怎么样》里说，民盟是个相当复杂的团体，也因此有人以为张澜先生手段高明，其实他的高明之处就是直，巧妙之处就是拙。原民盟副主席罗涵先说，当时民盟论才华要算罗隆基，论与共产党的接近，要算沈钧儒和史良，张澜以道德文章取胜。

    在1942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他们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议案激怒了蒋介石，他在会上就大骂：“把我当宣统了。”

    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凡是愿意参加的个人都可加入。张澜亲自出马，发动四川和云南的国民党要员龙云、刘文辉、潘文化等成为民盟秘密会员，5年后，当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关头，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各方面的损失。

    1946年1月，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时国、共、民盟各有8个名额，周恩来为了让民盟便于分配，让给了民盟一个名额，张澜深受感动。可是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张澜极其失望，发表了不参加国民党自行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声明。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张澜在成都主持追悼会表示，他本人决定步两先生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且含着眼泪说：“如果政府还像一个政府，就应该严惩凶手及幕后主使人。”散会后他遭到特务袭击，70多岁的老人头部受伤，举国震动。

    11月12日，伪国大召开的时候报纸上没有民盟的名字，这也表示民盟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

    民盟解散与生死之险

    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盟员按照《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处理。10月29日，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真相》。11月5日，张澜等人在上海对陈立夫起草的一个字不许改的解散文告，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康大寿说，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是你们自行宣布解散，就不执行异党分子处理办法，“也就是不逮捕你们的成员”。

    黄炎培含泪读了文件，张澜签了字。他当晚对民盟的宣传部长叶笃义说：“杀头我不怕，我担心的是大家的安危。”

    在他的安排下，沈钧儒等人去香港着手恢复民盟，而张澜在住所被特务严密包围的情况下筹措经费，所筹集的巨额款项一分不留，全部用做民盟的经费。当时他已经身患重病，从四川赶到上海的女儿张茂延发现，父亲在上海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就医。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以不为自己积财而著称，“到了此时，更是一贫如洗。”

    当时上海虹桥疗养院的丁惠康因为仰慕他的为人，坚决请张澜和罗隆基去疗养。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求他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张梅颖说：“可是表老明确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因为这次拒绝，蒋介石决意要置张澜于死地。    

    1949年3月5日，民主同盟总部迁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张澜：“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命驾来平，参加领导。”接着，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又邀张澜等赴京参会。

    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害怕张澜、罗隆基逃脱，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前往疗养院抓捕。“疗养院的郑定竹副院长说，不能带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而且他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经请示后，改为拘留院内，把张澜、罗隆基住的地方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

    5月26日下午，毛森命令阎锦文晚21时以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上的一艘轮船上，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去台湾的最后一艘船。阎锦文来到张澜房间吼叫着要带人走时，张澜坚决表示宁死也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吧！阎锦文只得告诉罗隆基他是受杨虎委托来救他们的。罗隆基问道：“有什么凭据让我相信你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拿不出证据，急得手足无措。双方正不知如何是好，罗隆基忽然想起杨虎的太太，便立即与其通话，得到确认后才放心。

    毛森立即组织人马四处搜捕，并悬赏30根金条抓获张澜和罗隆基。黄浦江上的轮船推迟到当夜零点之后才起锚开往台湾。

    时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有意投向新政权，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等人，而负责看守的阎锦文又正好是他亲信，于是才有了上述奇迹般的营救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