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第1644部队与第731部队一样，研究已知的所有疾病，但主要侧重于研究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另加蛇毒、河豚毒、氢化物和砷。荣第1644部队在规模上比731部队和100部队都要小，但却有巨大的细菌生产能力，它的主要细菌培养室拥有2个自闭筒，有200个石井式培养器，60个科哈式锅炉和100只繁殖跳蚤的汽油桶，一个生产周期能生产10公斤细菌。从1941年起，荣第1644部队与设在神奈县川崎市的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合作，进行各种各样人体实验毒素的研究，“九研”派来一名技术科长带着7名技术专家乘船来到南京，并增加毒气、化学武器实验。此外，荣第1644部队还承担每年培养300名胜任细菌战的细菌专家。据原第1644部队参加过人体实验的几位“军医”供认：每星期都有10—20人被用来做毒剂、细菌和各种毒气实验，进去的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那么，从1939年4月到1945年8月，荣第1644部队共抓捕6,080人被用来做毒剂、细菌和各种毒气实验，而后身亡。

　　4、建立在北京的甲第1855部队。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侵占了北平市天坛西门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防疫处，建立了“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直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直接受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领导。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1939年10月，西村英二上任，“北平甲第1855部队”正式命名，成为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战部队之一。

　　第1855部队总部及3个直属分遣队驻扎在天坛公园内的神乐署和原中央防疫处，编制兵员1500人。总部下辖13个支部和办事处，分布于天津、塘沽、海南、青岛、石家庄、太原、运城、郑州、开封、新乡、确山、郾城等地。日军华北派遣军所属野战师团、独立旅团设有防疫给水班，编制十几人至20人左右。

　　第1855部队主要下辖第一、二、三课。第一课（原为防疫课、第一分遣队）下设事务室、卫生材料室、血清室、理化检验室、原虫室、培养基室等。第二课（原为细菌课）下辖第一细菌生产室、（又称第一疫苗室）、第二细菌生产室（又称第二疫苗室）、血清室检索室等。第三课（原为卫生研究课、第二分遣队）下公园西南门建起病房7栋、工作室100多间，小动物室70多间、地下冷库（储存各种病毒菌种）192立方米。它主要研制和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并饲养大批老鼠和跳蚤。1942年春在冀中被捕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招供：“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部队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霍乱、伤寒等病菌的专门人员，只要上级下达命令就可以施放”。1944年夏，第1855部队把丰台中国俘虏收容所的19名中国人进行人体细菌病毒试验。日本投降前夕，第1855部队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销毁全部文件和器材。因此，它们究竟杀害多少华北民众，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调研。

　　5、建立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日军侵占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后，于1939年初正式编成波字860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本部驻广州市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该部为师团级单位，编制1200余人，其中专业将校100人，是日军在华南地区的一支重要细菌战部队。部队长先后为田中严军医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本部下设6个课。

　　总务课：管理后勤保障、人事和财务等，熊仓少佐任课长；第一课：从事细菌研究，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验班、培养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80人，其中将校官10人，中国劳工7人；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第五课：从事器材供应等（详见沙东迅：《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概况》）。

　　波字8604部队除了给日军做防疫给水工作外，主要是进行细菌战。防疫给水单位驻广州市郊江村，对人体进行细菌试验则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据前侵华日军波字8604部队班长丸山茂回忆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向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参见《细菌战罪证累累》，《南方都市报》1999年12月2日）。

　　波字8604部每月可生产10公斤鼠疫蚤，并先后从东京运送大批鼠疫、伤寒霍乱、白喉、赤痢等病菌，于1939年6月、1940年6月、1941年5—6月和1942年，在广九铁路沿线、广东阳江、乐昌、谦江、湛东和海南等地投放，造成华南地区在1942—1943年间鼠疫、霍乱等疫病流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

　　综上所述，侵华日军5支细菌战部队仅人体试验所杀害的中国人（含少数朝鲜人、苏联人和蒙古人）达2万人以上（据不完全统计为20,899人，其中第731部队杀害8400余人，第100部队杀害5400余人，荣第1644部队杀害6080余人，华北甲1855部队杀害19人，波字8604杀害1000余人）。与此同时，日军在侵华期间，通过飞机播洒、向江河水源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病菌等方式实施细菌战，所杀害的中国民众，据不完全统计有769,772人，感染后而死亡者35万余人，共计约120万人（约为111.9万余人）。如果加上细菌战所扩大传播和持续性疾病流行时间长，其死亡人数更是一个高出当时记载数倍而难于统计的数字。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临近日本投降时，日军为了逃避战争罪责，下令炸毁了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各细菌部队的建筑物和重要设施，销毁了所有实验的仪器设备和资料，秘密杀害了全部囚禁的“犯人”。能带走的文件和研究资料全都运回了日本。同时，这伙法西斯分子又故意把感染鼠疫的跳蚤、老鼠和鼻疽菌的马等动物，向四面八方驱赶，使当地疫病流行。第100部队在撤离长春时，就把60多匹感染鼻疽菌的马、数千只疫鼠从营区放出，从而导致1946年、1947年和1951年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鼠疫、鼻疽和炭疽，连续爆发流行。

　　日军细菌战罪犯在美国庇护下的秘密交易

　　日本战败投降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5000多名日本军人在某种程度参与过细菌战计划。但是，理应受到严惩、当属甲级战犯的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增田知贞等人(还有在平房、长春、南京以及其他细菌部队的众多中层人员该当乙级或丙级战犯)，却被美军占领当局庇护起来，成为美国获取细菌战研究提供情报的“有价值的合作者”，而被免予起诉。

　　当美军占领当局调查日军细菌战情报时，不管是美军的细菌战研究人员，还是美国军事情报部，都一致认为“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日本细菌战资料对国家安全的价值远远超过‘指控战争犯罪’所产生的”；“如果公开细菌战情报……会削弱美国科学研究开发领域在这方面的优势……会有助于苏联细菌战计划”（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第353-3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作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等20名“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19年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另加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之后，石井四郎等人又交出有关鼻疽、鼠疫和炭疽的3本长达1,000多页的解剖报告，使美国人“大为满意”。

　　战后，美国解密档案表明，当时麦克阿瑟、杜鲁门等人曾授权美国调查日本细菌战部队的人员，与石井四郎等人进行秘密交易，“条件是他们与美国细菌战‘科学家’合作”（上书，第101页）。因而许多日本军国主义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