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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２７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无数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大型重要集会。他曾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团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连新华门前那对无名的石狮子能“活”到今天，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与智慧！他在重病期间，还乘上施工用的电吊车登上北京饭店的顶部，实地观察北京饭店究竟建多高才适宜。在首都，他还亲自参与处理了建国初的“高饶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会见了许多中外元首和政府首脑如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荣等，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留有他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呼号的余音，那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他关切着北京市民的用水，关注着北京街头的整洁，也关心着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使他与首都人民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在一起。
二把骨灰撒密云 难忘治水为人民
周恩来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云水库上空的。
到过北京周恩来西花厅办公室或者在淮安参观过仿建的西花厅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置有两架小飞机模型。据原西花厅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等），一个水利。”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供给市区的地表水源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３０００万立方米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更跟不上工农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为了抓好北京水利资源的开发，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他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并亲自率领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
在这几座水库中，密云水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周恩来花费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周恩来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陪同下来到密云县，先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阎振峰的情况汇报。中午，他顾不上休息，又领着一班人马来到潮、白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当年一位现场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总理下车后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来到规划中的潮、白河坝址，他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当他听取了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情况和修建水库的规划设想汇报后，又提出许多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反复论证，最终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坝址规划。”第二天，周恩来又主持国务会议，专题讨论修建密云水库问题。经过约两个月的充分准备，这座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在９月１日顺利开工。
密云水库距北京１００余公里，横跨潮、白两河的主河道。每当施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要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就地指导施工。他公务多，遇有实在不能到场的情况，便派人或者用电话询问施工进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工地上，周恩来还谆谆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周恩来还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说：“这座水库坐落在北京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洒出大量的水来，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安排下，２０多万建设大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可蓄水４３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从当时我国的国力、技术等条件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三把骨灰撒天津 津门起步闹革命
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１９１３年春，因四伯父周贻赓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也随四伯父来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后考入仿欧美风格办学的私立南开学校。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伴侣邓颖超。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而社会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为了解决顺直省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商人模样潜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目的只是想抓住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头头。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帮他带一封信给三伯父。
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攀”上这棵大树，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如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认识他的人很多。但他对周恩来这个闹革命的侄儿并不太看好，所以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时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伯父对他的亲情。１９１０年他１２岁时，就是这位三伯父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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