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用时一周，白崇禧终于收了“口袋”

　　中央红军刚到达湘江边后，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在封锁线北面还有一个缺口，如快速前进可以通过。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却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让所有战斗部队成甬道式掩护，部队拉长到百里，渡江时间竟达一周。桂军采取侧击，湘军和蒋系中央军追上猛攻，红军经血战冲过湘江后只剩3万多人，携带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抛弃。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领导人和许多指战员便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这场红军战史上人数损失最大的一仗之后，不满情绪达到顶点。面对中共领导人的指责，李德灰心丧气地说自己只是个顾问，对失败不能负责，临时中央也不再让他制定行动计划。

　　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迷信苏联模式、照搬洋教条的做法，在无情的实践检验面前已经完全破产。

　　湘江战后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指挥责任由周恩来担当起来。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预定计划，剩下的3万多红军转向军阀分裂割据且统治薄弱的贵州，才避免了全军覆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李德参加了会议，却只是坐在角落里低头受批判，会后被安排到红一军团随军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表态支持北上，到陕北后又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当教员，传授苏联骑兵战术，总算做过一点好事。

　　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李德随机返回苏联，到莫斯科后也受到批评。不过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他只是顾问，出的主意中共领导人可听可不听，最终未进行惩处，只安排他当翻译，且不许参与中国事务。

　　留守苏区的部队缺乏游击准备陷入被动

　　红军主力突围前，临时中央决定留下1.6万作战部队，加上伤病员和地方机关人员共3万余人在原地坚持。由于原计划是在湘西站住脚后可以反攻，留下来的项英等领导人接受的任务又是坚持原有区域，因此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准备，这又酿成了苏区沦陷时的被动局面。

　　李德成为一个搞教条主义的反面教员，长征初期的惨痛损失更是典型例证。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盲目迷信苏联教条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盲目崇拜外国的思潮，又是这一错误产生的思想基础。

　　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中国红军领导人乃至李德本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是决不会再犯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从中受益。”李德也向斯诺承认，毕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探索和掌握适合自己需要的作战方法。

　　深刻教训警示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回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匆忙撤离根据地的这段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尤其可以看出盲目模仿外国、脱离中国实际的危害。事实证明，在中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战争，必须从自身特色出发，不能照搬他国模式和仰赖他人指导，而应自己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所造成的恶果，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全军，最终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进行新探索的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