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该书的《序言》表明，为了纠正以往反映隐蔽战线方面作品的粗制滥造和以讹传讹，突出真实性和思想性，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定定稿。”该书虽然强调了“首先”，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李克农当时究竟身在何处，又是如何能够“首先”的。因此，首日电的来源依然是个神秘的谜。

　　二、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回忆为何前后不一致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是个重要人物，他不仅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而且还几乎参与了事变中全部的重要活动。迄今为止，只有他的回忆最为详细，但也最自相矛盾，从而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1，关于刘鼎的两个回忆

　　刘鼎的第一次回忆是张魁堂根据刘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所整理、在《党的文献》上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文中说，张学良告诉刘鼎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但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报。凌晨2点多与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接通。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概括刘鼎的第一次回忆起码有三个要点：刘鼎事变开始时在张杨的新城指挥部；他来不及回张公馆用自己电台，只能在指挥部借电台发报；从“凌晨2点多”起，事变指挥部就保持了与保安的联系。

　　但刘鼎的第二次回忆又推翻了第一次回忆。他在光明日报社1991年出版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内幕纪实》一书中说：“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即12月12日零点，张学良告诉了我要采取的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却停了电，全城也实行了戒严，无奈我即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电料行敲开门买回了电池，待电池买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了，我即刻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概括刘鼎的第二次回忆，也有两个要点：事变开始时刘鼎不在新城指挥部，而是在金家巷的张公馆；与保安的联系起始于事变结束后。

　　2，论者的质疑

　　由于两个回忆的内容南辕北辙，有论者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提出了种种的质疑后断言：“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质疑虽然有理，但未能抓住要害，更不宜全盘否定，因为西安事变具有隐蔽战线的所有特征，所以刘鼎不可能实话实说。

　　刘鼎第二次回忆中的“断电”说是站不住脚的。张、杨虽然事先在全市断电，以切断西安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但事变时刘鼎所在的新城指挥部或张公馆都有自备发电机，所以根本就不受断电的影响。此外，刘鼎作为西安与保安的重要联系人，岂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长时间地脱离岗位。因此，刘鼎第一次回忆的真实性要高于第二次。

　　三、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地下联络处究竟起什么作用

　　刘鼎成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后，就开始着手购买汽车，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线。随着大批重要干部秘密进入西安和众多秘密电台的相继建立，西安地下党的统一指挥已迫在眉睫。9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于是地下联络处随之建立，成为西安地下党的指挥部，也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选落脚点。

　　地下联络处首先解决西安与保安的电台联络问题。由于当时刘鼎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地下电台功率都不够大，在收报时因为保安电台的功率大而不成问题，但在向保安发报时就经常受到天气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致使电讯时常中断或模糊不清。为了建立高质量的直达通讯，联络处的地下室新建了一台配备燃油发电机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作为地下指挥部的中枢电台。保安派了曾三、林青、申仲仁等报务人员，来加强那里的收发报工作。当时刘鼎的电台只有一个报务员，叶剑英到西安也有自己的电台，也只有一个报务员。但地下联络处却要配备三名报务员，正好说明这部大电台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还是全天候工作的，从而保证了西安与保安双方信息的交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快速畅通，难怪张国焘在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时说：“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

　　王又凯在《父亲汪锋西安事变前的一次秘密使命》一文中说：“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可见事变发生时，西安地下党的众多秘密电台决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受地下联络处的统一指挥。

　　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发生“兵谏”这样的大事，作为指挥权限与责职，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最终揭开谜团，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四、西安事变当天，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究竟有没有开会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保安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党的传统。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说等苏联指示，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

　　但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大系》说：“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记载：“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还说会议“决定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刊登了发报日期为1936年12月12日的《军委主席团电》，内容共两条：通报西安事变的详情；令各部准备待命。

　　再据《西安事变新探》一书认为：保安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他们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

　　再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的记载：“12日晚24时，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对事变的紧急处置意见。”电报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