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事变，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研究文章、回忆录，也出版了不少专著，但也还有一些未解之谜。西安事变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一大杰作，更是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这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研究工作必须注意把握秘密斗争的视角，才可能从扑朔迷离中还原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的“首日电”究竟是谁发出的

　　多年来，学界把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或张学良所发的电报作为保安（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得知西安事变的开始。其实这值得商榷。

　　1，叶子龙对“首日电”的回忆

　　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关于这第一份电报的目击者只有三个人，除了译电员和毛泽东，就只有叶子龙。叶是当年的机要科长，又是亲手把来自西安的第一份电报交给毛泽东的，其回忆的唯一性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忆起码有五个要点：电报只给毛泽东的；电报到达的时间应该是在12日的零点前后，否则毛泽东决不会有“明天”的概念；电报内容还没有确凿的“好消息”；叶子龙实际上完全排除了刘鼎的来电，因为刘鼎一直与保安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叶子龙岂能看不懂刘鼎的电报；叶子龙的反应表明他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文风的电报，因为他看不懂，所以印象必定深刻。

　　2，张学良的文寅电不是“首日电”

　　除了上面提到的刘鼎的电报外，张学良的“文寅电”，也是历来被学界作为事变时发往保安的第一份电报来引用的。“文寅电”中的“文”是指日期，也就是12日，“寅”则指时间，也就是早晨的3－5时。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

　　学界一直对文寅电有争论，因为12日5时蒋介石还没有抓获，为何电文中却说已将蒋等扣留？其实我理解，这和张学良与保安的电台联络规定有关。电台的联络双方必须严格按照事先约定的节点同时同频率开机，如果稍有差池，就只能在下一个节点再联络。当时张学良的电台每天开机两次：5点与21点，保安一日开机三次：5点、13点、21点。这就是说，张学良能够主动向保安联络3次；而保安方面只能2次。如此规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张学良的安全。

　　张学良原先预计在12日5点前完成扣蒋任务，电文也是事先拟就的，以便及时拍发，只是没有料到蒋介石会临时脱逃而耽搁时间。如果错过早晨的5点，就只能等到13点才有可能联络。张学良为抓紧时间，不得不在5点发报。因为他已经确信捉到蒋介石只是时间问题了。

　　用张学良的文寅电比对叶子龙回忆的电报，可以说二者不是一回事。且不说没有“兵谏”两个关键字，如果“看不大懂”这样的电报，叶子龙还做什么机要科长？如果他看懂了这样的电报，又岂能不欢呼雀跃，还为“兵谏”两字伤什么脑筋？这样看来，所有认为西安事变保安收到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张学良12日文寅电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叶子龙所见到的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3，“首日电”依然是个谜

　　叶子龙的回忆明确说电文是“半文半白”，还有“兵谏”二字。当时中共中央一些机要人员的回忆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电中有“兵谏”二字却是完全一致的。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兵谏”的最早回忆。必须指出的是：这句话可能并非张学良的原话。因为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后所发的全国通告中，仍然使用“诤谏”而不是“兵谏”。至于事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张学良更是称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革命”。

　　《特工王戴笠》一书说，12月初，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戴笠的情报，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而且，与红军生死攸关的西安事变前夕，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