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想到，我会和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和平女神”——傅冬（又名傅冬菊）老师同在一个部门。她是我老师级的前辈了，早在1951年就来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工作。离休以后，她的关系又转回记者部，正是我担任副主任期间，每年的老干部慰问等工作由我来负责。此前，我和她的老伴周毅之比较熟悉，她回到北京以后，我和傅冬老师也熟悉了起来。

　　解放战争中：傅冬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童年的傅冬对父亲很有意见，主要是从母亲的婚姻生发开来的。傅冬的母亲张金强和傅作义的结合大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张金强随夫婿入驻太原，生下了冬菊和她的弟妹。

　　20世纪20年代末，傅作义升任天津警备司令，在那里结识年轻的刘芸生，于是又结了一次婚，并和这位妻子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张金强是一位受到了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对丈夫新的婚姻选择非常不满。这样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傅作义和张金强感情，虽然傅作义将军保持张金强结发妻子的名分不变，但张金强必须承担起独立抚养子女的义务了。

　　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长大的傅冬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接受了中共主张，终于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这时，她对父亲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她认为父亲坚持绥远抗战，称得上一代名将。另一方面，她对父亲生分了母亲不满意，而且逐渐认为父亲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是反对人民的。不过她又认为，父亲的生活是朴素的，保持了农民本色，打仗能身先士卒，这是与腐败官僚不同的地方。

　　在傅作义看来，傅冬是自己的长女，是子女中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个，对她是要多看重一分的。傅冬性格开朗，也敢于和父亲争辩。解放战争中父亲与聂荣臻所部征战于华北战场，傅冬认为父亲的两重性益加暴露出来，她的思想上也承受很大的痛苦。这交战的双方，一方面是自己的父亲，敌对方却是自己的统帅。这种矛盾之苦，别人是感受不到的。

　　在生活道路上，傅冬不愿意听从父亲的指点。抗战胜利，傅作义到重庆参加会议，特意将傅冬从昆明西南联大接来，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傅作义为女儿的长成而高兴，觉得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希望她到美国去深造。傅冬不愿意，她要留在国内，亲身参加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在战斗中成长。后来还有一个说法，抗战后傅冬到天津《大公报》当编辑，父亲委托胡适帮忙，为她办理了护照，还是希望她去美国读书，傅冬仍未答应。这点，我没有听傅冬说起过。

　　1948年11月，傅冬接受地下党的任务，到北平去，劝说父亲停战，和平解放平津。傅冬义无反顾地去了，她的心中有两个“帮助”：帮助拯救平津数百万人民免于战火，保护古都北平的文化古迹；帮助拯救自己的父亲，使他站到人民方面来。

　　傅冬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完成得不够好，觉得父亲没有更好地听从自己的劝说，及早决定停战，否则天津之战也许可以避免。对这点傅冬相当失望，因此，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她马上产生了离开父亲的想法。1949年3月，她回到了天津。

　　晚年：傅冬加深了对父亲的认识

　　1999年春天，傅冬老师的额角动了一个手术，这段时间我去看过她几回。我们谈起，青年人看问题常常很急切，傅冬谈兴突起，就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她说，当年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炮声很清晰了，父亲傅作义将军还在和与战之间举棋不定，思想斗争极为激烈。“那时我那个急呀，心想你怎么还不下决心停止战斗去和谈呀！可是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再说还是那些话了，你怎么那么顽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