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来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3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没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经先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共产国际由此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在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
 

　　12月29日，他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5.5万字。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说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这一部分还系统介绍了两年半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强调指出，中共为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0年1月8日，周恩来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1月28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于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倾向加剧，国共统一战线正面临危险。

　　周恩来从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苏联共待了6个月，他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是在医治共产国际的心病，共产国际当时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周恩来将毛泽东1939年9月1日《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此很称赞，说中共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的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可见周恩来的苦心。

　　完成毛泽东关于对李德、贺子珍的嘱托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30年代在中国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李德是中共工农红军历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遵义会议前是最高2人军事团成员。此人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他的军事知识也不是在德国学来的，而是参加共产党后在苏联军事学院课堂上的教材中得来的。

　　而就是这么一个“本本主义者”，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顶着共产国际的大帽子，李德俨然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