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2人说就成了定论。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则排除了包惠僧。他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又不是代表。董必武同意12人说之后，说道:“广州市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参加“一大”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

　　而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代表质疑包的代表资格问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当时，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发出与会通知的时候，只是让各地的小组派出两位代表，并没有指定由谁参加，只要是小组派出的与会者，不论其是小组选出的，还是小组指定的，都是当然的代表。有人说包惠僧来自武汉小组，不能代表广州参加会议。他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这没错，但只要广州推荐他参加会议，他就可以代表广州与会。这一点，除了海外代表一人，其他各地方小组的代表都是二人，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

　　11人的说法，则将两位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与会的其他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10人说的理由是，何叔衡提前走了。在遭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之后，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李汉俊、陈公博又未能赴会，最后的代表就成了10人。

董必武为“一大”会址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