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践证明，当时对于叶挺的无情指责与打击，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曾就此强调指出：“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流亡中得到宋庆龄帮助

　　叶挺的流亡生活，前段时问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度过的。这其间，他的经济来源异常困难，生活十分清贫，不时要出外做些短工，帮老板打零工，秋天就去乡下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这样才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

　　20世纪20年代初，叶挺曾经担任过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工作，任警卫团营长；陈炯明叛乱时，叶挺殊死奋战，奋不顾身地掩护过宋庆龄脱险。宋庆龄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叶挺开始流亡后，她十分关心叶挺的处境。当时宋庆龄在苏联，当她听说叶挺的日子比较因难，曾主动寄钱接济他。1929年5月，宋庆龄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与叶挺见面，对他的情况十分关心，这使叶挺十分感激。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十分消沉，甚至打算从此再不涉足政治，放弃曾经引为骄傲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作为谋生手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叶挺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

　　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又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严肃而诚挚地与他交谈，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周恩来的这番话加上知识阅历的积累，叶挺终于明白要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国家，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不会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多次失败和牺牲，才能获得成功。叶挺也明白了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这个道理。尤其在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叶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给他的国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使他又重新关心起祖国的革命事业，并主动与当时正在德国的廖承志等人来往。国民党知悉叶挺流亡德国，也曾利用各种关系利诱他回国为其服务。叶挺“不同意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也不同意它屠杀共产党人和取缔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的利诱断然拒绝。

　　叶挺在海外期间，在生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德国军队当时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所以叶挺特别加以考察，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大显身手。

　　回祖国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不久，叶挺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1932年秋天，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初到澳门后的日子依然相当清贫，要靠一些老朋友接济，以及靠借债或典当才能过日，但这并没有减少叶挺一家的生活乐趣。叶挺夫妇相处得很好，互相体贴、勉励。

　　叶挺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平日对孩子们从不轻易发火，而是言传身教，耐心教育他们，向他们讲解做人的道理，启发他们要勤奋读书，不怕困难；要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他有时还注意让孩子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锻炼他们的办事能力。空闲时，他便带领孩子们外出旅行游玩，一家人相处得很好，家里充满了欢乐。

　　叶挺一直没有放弃与党的联系。1933年春，叶挺写信给当年南昌起义的战友、正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希望他从上海来澳门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话想要与他倾诉。

　　共产党十分重视叶挺的情况及要求，由于斗争紧张，阳翰笙无法离开，便委派张云逸前往港澳，与叶挺取得了联系。以后，党组织又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叶挺保持联络。1935年至1936年间，宣侠父奉共产党的命令，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反映自己的情况及想法。

　　1933年秋冬，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等联合了国民党中的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的反蒋力量，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等与叶挺过去在粤军及第四军中共过事，而且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敬仰叶挺，因此派人到澳门找到叶挺，邀请他前往福建共事，叶挺欣然应允。

　　1933年11月间，叶挺离开澳门前往福州，受到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福州期间，叶挺住在蒋光鼐的家中，协助蔡、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

　　但是由于蔡、蒋等人的局限再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两个月后，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叶挺也于此时离开福建，返回澳门。

　　叶挺返回澳门后不久，再次赴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同盟的军委会委员。同盟以反蒋抗日(后改为促蒋抗日)为宗旨。

　　担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借着这个机会，由潘汉年安排，他们见了一面。要谈的话很多，但周恩来时间很紧，只简短地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采纳陈诚的保荐，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这一点蒋介石也接受了。

　　蒋介石实际上是企图在冠冕堂皇的“团结抗战”的旗号下，通过对我军的控制、削弱，达到最后消灭我军的目的。他那样痛快点头并抢先任命叶挺当这个军的军长，就是想借助叶挺的手，或者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把它送上前线，借日寇将它消灭。

　　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没有充分了解叶挺对我党的路线政策持何种态度之前，并未简单予以肯定，而是相当慎重地与周恩来保持联系，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多次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告以“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也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党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仍可辞职。

　　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观光。

　　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我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们还谈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决定。(摘自《解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