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十年流亡路。

　　曾被毛泽东当面赞誉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的叶挺将军，在参加和指挥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告别了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舞台，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作了详尽的披露。

　　受到不公正批评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专门总结和检查关于广州起义的问题。广州起义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李立三没有参加过广州起义，对起义的情况也没有作认真的了解与研究，就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他不符合事实地批评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领导及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会上，不少人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李立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还采取了惩罚措施，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因“表示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会后，李立三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共中央。但是，中央对李立三的做法给予了批评，认为他这种惩罚主义的做法是不慎重的，要求广东省委重新作出结论。广东省委后来重新作出决议，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决定。

　　此时，由于共产党在香港的一些机关接连遭到破坏，香港当局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香港加紧搜捕共产党人。因起义失败而撤退到香港的叶挺更是成为他们抓捕的重点对象。经组织同意，1928年初，叶挺离开香港，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山区亲友处躲避一下风头。

　　到达马来西亚后的一天，当地一名流氓突然闯进叶挺的住处，向他勒索钱款，并声称如不答应的话，就要向当局告密。叶挺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镇静地回答说：“你要钱没有问题。请坐一会，我进去取款给你。”那流氓信以为真，在外面坐着等候。叶挺走到屋后，扒开篱笆，机智地跑上了山。

　　4、5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和关心他的一些同志的通知，要他到苏联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叶挺感到了新的希望，在他从南洋回香港之后不久，便搭乘远洋轮船，取道日本准备转赴苏联。

　　日本人情报灵通。叶挺刚到东京，当地新闻媒介便将他的行踪作为热门消息，争相刊登出来。事情传到香港，又成了港澳报纸的头版要闻。

　　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住在澳门的叶夫人李秀文看到这些消息，又得知叶挺落脚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里，同时住着薛岳的弟弟等“右”字号的人物，于是都为叶挺的人身安全担心起来。李秀文想出一句“祖父病重宜速去”的暗语，用电报拍给叶挺，要他离开日本；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也找到叶挺岳父李少村先生，让他迅速赶往日本，通知叶挺立即转移。

　　接到通知的叶挺迅速离开日本，到了苏联的海参崴。他找到了当时正在海参崴工作的肖三，就国内的革命情况及当前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叶挺还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等。肖三十分敬重叶挺，内心感到他“英姿勃勃”，“刚毅、寡言，一派儒雅和俊杰气概”，是这次广州起义“自始至终的积极参加者和忠勇战士”。

　　王明无理攻击

　　6月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陈绍禹)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

　　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把自己装扮成广州起义问题“权威”的样子，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

　　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的苦闷和彷徨，国内暂时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还在通缉他这个“反叛要犯”。不要说是内地，即便是澳门、香港那些地方也无法安身，况且回到那里也无事可做。大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有志之士前往欧洲考察，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叶挺决定步他们的后尘。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他便独自离开莫斯科，离开党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他的第一站选择了自己年少时就梦想要去的地方———德国。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共产党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后来，叶挺曾一再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别人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