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说：“好，我去找人家给换一套普通的被褥来。”

　　毛主席说：“不必了。刚解放不久，天津的同志们忙得很呢，我们来这里工作尽量少给他们添麻烦。”

　　我父亲问：“主席意见怎么办？”

　　毛主席说：“我出个主意，这套被褥我们不用，这钢丝床晃晃悠悠的，我用不习惯，干脆撤出床上的垫子铺在地板上，盖上我们自己的衣物就行，这油漆地板比我在延安用的床还高级呢。”

　　我父亲说：“我不同意，我们年轻人没问题，可是主席年岁大了，我一定给主席找张床来。”毛主席坚持不同意。没办法只好依着主席，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主席醒来后，嘱咐我父亲说：“这事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会惹麻烦的。”所以我父亲一直未向别人说起过此事。

　　毛主席借书“有借有还”

　　1954年11月，我父亲随毛主席去广州。一天深夜，主席按电铃把我父亲叫到办公室，问道：“你有没有《宪法》书？”我父亲说：“有。”

　　前不久，中直机关刚发给我父亲一本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认真通读，并用红铅笔在书上进行了标注，为了方便学习，这次正好随身携带。

　　毛主席说：“你把书先借给我看看好吗？”

　　我父亲说：“学习时我用红铅笔划得很乱，书皮上还写了我的名字，等我马上擦干净给您送来行吗？”

　　毛主席说：“没关系，我急等用，你就拿来，用完我一定还你。”

　　很快功夫，我父亲就把书拿来，送交给毛主席。

　　那天深夜，毛主席认真阅读了此书，并用黑铅笔在书上划了些道道和圆圈。毛主席阅完后让秘书把此书送给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阅，并在书皮上用黑色铅笔重重地写上“退毛”二字，意思是请中央领导们传阅后退还给毛主席。

　　两天过去了，毛主席又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主席笑着说：“借你的书退回来了，现在还给你，希望你今后好好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父亲激动地回答：“今后一定遵照主席批示办，认真学习，做好工作。”我父亲从主席手里接过这本书，看到主席的批注，想到主席的教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晚年嘱咐我们说，毛主席为国家日夜操劳，可向身边卫士借一本书也办得这样周到、细致，不仅用完后还给我，还关心我的成长，你们要将此书作为珍贵文物珍藏在身边。

　　终于找到在主席身边的影像

　　我母亲王瑞珍是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被分配到育英学校工作，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和收养的烈士子女都在该校学习和生活。

　　1953年9月13日，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父亲约母亲在中南海会面。那天，毛主席请我母亲划船。主席在了解我母亲的基本情况后，向我母亲介绍说:“赵鹤桐今年二十四岁，这孩子老实、正直、机智灵活，学习进步很快，他的工作我很满意，我希望你们好。”当晚，毛主席还特意留我父母与他及其家人一起吃了晚饭。

　　1953年10月毛主席送我父亲去人大工农速成中学(现人大附中)学习，当时我母亲也被单位选送到该校学习。由于我父亲走后毛主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1954年4月，中办警卫局又将我父亲调回毛主席身边工作。临走前，父亲约母亲见面，父亲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说：“这是党对我们两个人的考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同意你回到主席身边工作。说实在的，主席身边的事在小也是大事，我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父亲追问到：“咱们俩的关系怎么办？”母亲说：“你想怎么办？”父亲说：“我想关系保持下去，最后走到一起。”母亲回答的很干脆：“过去主席对我讲过，你的工作他很满意，如果这次回去，你的工作还能让‘老人家’满意，那咱们俩的关系就这么定了。”听了我母亲的话，我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会心地笑了。最终，我父母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父母向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还年轻。现在父母均已远去，思念之余，我心中尚有遗憾，那就是母亲一人孤独地在世时，非常想找到一张父亲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父亲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纪律要求卫士应尽量躲避镜头，尽管父亲很想与毛主席合影，但还是严格执行了纪律，他因此还受到过领导的表扬。为了了却心中的遗憾，近年来我向父亲的战友多方打听，得知开国大典纪录片中有我父亲陪同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镜头，于是我终于从多部纪录片中找到了父亲在主席身边的镜头。

　　60年过去了，父亲陪同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脚步声，仿佛依然在我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