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出事 蒋介石的态度积极起来

　　国民党当局伸出和谈触角时，中共中央也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于1936年初至8月间四次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还从衣服夹层中带去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即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8月间，周小舟到陕北汇报，毛泽东因非常喜欢这位年仅24岁的同乡，留下他当了秘书。

　　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进兵湖南。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7月间，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邀到达南京，同昔日隐蔽战线上的对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张冲进行了会谈。8月上旬，潘汉年到陕北向中央汇报了接触情况，毛泽东将这位风度潇洒、如同小老板的上海人称为“小开”，这一称呼后来也成为他的代号。

　　“两广事变”发生前，驻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第一军有三十多个团，兵力超过6万人，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德械部队。事变发生后，该部调往湖南，西北红军所受的压力减轻，红二、四方面军未遇拦阻通过草地进入甘南。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西北大联合”局面，并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援助，再以实力地位争取建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

　　老蒋翻脸 态度蛮横 谈判破裂

　　一向只讲实力的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又强硬起来，胡宗南的第一军于9月间调回西安。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以胡宗南、关麟征部等中央军精锐为主的国民党军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国民党空军还将100余架战斗机（占其作战飞机半数）调到西安、洛阳机场，日日以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推进。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潘汉年又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听到这一苛刻条件，潘汉年马上回答：“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11月18日发布了“决战动员令”，号召三个方面军的部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并着重打击胡宗南部。

　　打败胡宗南 张学良发贺电 老蒋态度又变

　　胡宗南率兵再返陕甘时，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修书一封给“宗南同学”，其中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在信中还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这位黄埔一期生却忠实执行“校长”蒋介石的命令，率兵从甘肃中部大举向陇东和宁夏东南的红军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三个方面军于11月21日消灭了胡部孤军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师一个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红军击溃。胡宗南锐气大挫后被迫收缩，红军和东北军则受到鼓舞。

　　山城堡一战，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

　　张学良秘密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两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中共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毛泽东后来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说明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

　　边打边谈 实力说话

　　在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国共两党进行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关键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天，毛泽东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事实证明，向对手显示出战斗实力是使其让步的最基本条件。蒋介石出于长期“剿共”不成功、国民党内又群起要求一致对外的无奈，才最终同意停止内战，而绝不是内心发了慈悲。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恰恰是以红军的坚强战斗力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