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前排右三为邓颖超。 

　　“文革”中，“四人帮”企图利用当年敌人伪造的事实，诬陷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其长期革命生涯中曾用过许多化名或笔名。学生时代，用过伍豪、飞飞和翔宇等名； 1927年到1931年，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又化名冠生、周少山等，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重兵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为迷惑蒋介石的密码员，也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 “李德胜” （取 “离得胜”的谐音——离开延安即得胜利——笔者注），周恩来化名胡必成 （取 “胡”，来自周过去曾留过的长长的胡子，当时有人称他为 “胡公”， “必成”则是 “必定成功”——笔者注），这大概是周恩来终其一生的最后一个化名。

　　在周恩来的所有化名中，要数 “伍豪”最有名。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 “四人帮”，都曾利用这个名字恶意中伤周恩来，妄图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

　　1919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周恩来抓到5号，为了听起来像中文名字，便根据号码的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 “伍豪”。

　　骗人的伎俩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 1932年2月16日，上海 《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 “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

　　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0、 21日的 《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 “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组织。有力的反击

　　仍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对此事不能沉默，便与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申报》交涉，用曲折的笔法，在2月22日 《申报》广告栏内刊登如下启事以回应：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倘若要求登广告者因缺少保人，报馆只需让他提供保人就是，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么一个惹人注目的启事呢？启事是发人深省的。其用意是让人觉得有两个伍豪，提醒公众注意，并应有所考虑，有暗示 《时报》等刊登的 “伍豪启事”有捏造之嫌。因为， 《申报》刊登这则不寻常的启事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伍豪在18日，也就是 《时报》等刊登 “伍豪”那则启事时就给予了回答。伍豪送给 《申报》刊登的启事，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但是根据“申报馆广告处启伍豪先生”那段文字可以判断，显然是伍豪先生对 《时报》那则启事的反击。

　　为了在党内外澄清事实， 2月27日，中共内部刊物 《实报》登了一篇《伍豪启事》。这则启事义正词严地指出：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党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一天的 《实报》上还发表了 《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个标本》一文，无情地揭露批判了特务们的可耻手段。

　　后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又让人请当时在上海滩颇负盛名的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为伍豪辩诬。陈志皋思想进步，虽不认识伍豪，但他读过以伍豪署名的文章，甚为其见识所折服，便一口答应。但他在三思之后又觉得，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若由他自己公开出面为伍豪辩诬似有不妥。

　　此时的周恩来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陈律师便替他想出用所谓启事、 “保人”和律师登报声明的巧妙办法来反击国民党特务机关造谣惑众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