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为何没能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

　　1937年5月，党中央派何孝林（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由于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当初成立时首长的“留守苏区”指示精神不符，提出若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不承认。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党中央派王正坤（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由中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南江县兴马坎经商，化名陈柯，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1938年8月，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恐发生误会，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并由赵明恩的同学、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不幸，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

　　1940年春末，党中央尚不知游击队已失败，派杨桂林到南江联系，杨到巴中即被捕。其间，巴山游击队指战员也在时刻想念党中央，曾多次给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写信，派人到延安，但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就这样，游击队最终没能从大山深处走出来，惨遭失败。五年里，游击队员风餐露宿，克服了食不果腹、衣不敷体等生活方面的困难，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游击队员们闪耀着革命光辉的斗争历程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作者为四川省南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